铁狮

尽管已婚，小L自身的魅力依然闹得周围不少大姑娘心里痒痒，时不时借机与之套套近乎。如此一来，小L的原配打翻了醋坛子，逢人便泼酸水儿，并以凭空杜撰的本事四处饶舌，控诉那群“狐狸精”如何勾引其夫，致使夫君心猿意马，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沸沸扬扬、亦真亦假的绯闻不胫而走。一些对别人隐私充满兴趣的家伙便暗地里算计着找机会将小L批斗一番，顺带寻点刺激，借以聊补空虚乏味的精神生活。“文革”时期，人们经不住煽风点火，只要有人检举，不管有没有事实或证据，先批斗再说。当领导的一般不敢阻拦，生怕背上“包庇坏人”的罪名。

     几天后的一个周末，小L果然厄运临头。

     天刚擦黑，队里的会议室里就挤满了人，悬在四壁的马灯比平时多了几盏，气氛与往日不同。

     批斗会开始了。几个一贯在各类批斗会中充当打手的家伙首先东拉西扯地讲了一通“大好形势”，继而话锋一转，要揪出队里的偷人贼。什么叫偷人？这种民间词汇我们根本不懂。此时，会场里乱乱哄哄早就没了秩序，打手闯进人群，一把抓住小L，拧着他的双臂，连踢带打押到了大伙的面前。此时的小L脸色铁青，几次抬头观望会场，不知所措。坐在场中的老L夫妇眼见儿子被人当众羞辱毫无办法。

     打手开始问话，让小L交代如何乱搞男女关系，不准漏掉任何细节。开始小L声言自己无辜，但马上招来一顿暴打。紧接着打手们便以污秽的语言诱供，内容不外乎是男女关系之类，甚至与某某人如何解衣宽带等无聊细节。

     在这种场合之下，女生们个个面红耳赤；男生则呆头呆脑，朦朦胧胧听得一头雾水，对男女之事实在缺乏基本觉悟。哪像现在的学生，被过剩的营养和儿童不宜的场景催得早熟。

     会场一片嘈杂，不加掩饰的白描荤话不绝于耳。站在前面的小L已被折腾得大汗淋漓。突然小L的老婆起身直扑丈夫跟前，先是毫无顾忌破口大骂，紧接着脱下鞋来，用足了浑身的力气，对着丈夫的脸颊玩命抽打，直至筋疲力尽。而小L被两名壮汉倒扭着双臂无法抵挡。片刻，当他再一次抬起头来，大家吃了一惊。严重变形的脸已淌满鲜血，老L见状一声凄厉的悲号奔向前去抱住儿子放声大哭，并跪地哀求打手饶命。至此，批斗会在少数人的肆意宣泄中不了了之。事后听老万讲，这几个人每逢批斗会必动拳脚，谁都不敢阻拦，否则便会给自己戴上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帽子。

     第二天下午，小L失踪了。据他父亲讲，儿子早上六点就起床并穿戴整齐，临出门时还给双亲每人沏了一杯茶，而后拖着被踢伤的腿离家已近十个小时。领导闻讯十分紧张，马上派人四下寻找。

     两小时后传来消息，小L吊在坡下的黑心树上，自缢身亡。

     尽管人命关天，但我思来想去还是不愿过细地描述后面发生的事，因为它会给一切善良的心蒙上阴影。

     他走了。以极端的方式了结了与这个世界的恩怨。在那非常的年代，小L的死究竟怨谁？是什么让他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是经不起生活中的挫折？是包办婚姻？还是令人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在一连串的问号之下，存有良知的人不难找到答案。

铁狮

（六）

“文革”时期，敢与反革命为伍的人除非是吃了豹子胆。但我与反革命同宿一室完全是领导的刻意安排。组织上相信我有能力把“反革命”改造成新人。但我的内心却惶恐不安，生怕“反革命”要了我的命。

考虑云南农场地处边疆，为了便于管理、巩固国防，当时国务院和军委有意将农场改为军队建制。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派军代表前来“支左”。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明白什么叫“支左”，通俗讲，就是支持革命造反派，反对一切不同意见。

军代表田鸣（化名），师职干部，年近半百，其貌不扬，身高强撑不到一米七。据说在战争年代是个让敌人闻风丧胆战斗英雄。

那时候全国到处“军管”，军代表象征着无产阶级政权。有着钢铁一般性格的老田十分清楚自己的位置，所以每逢上台讲话都声高气昂，带着一股子“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势。实说，老田没什么文化，但毕竟到了一定的级别，又怀抱尚方宝剑，自然认为真理在手，因此容不得半点逆耳之言。

在这样的形势下，偏偏就有不识相的主儿，小G就是个典型。

小G是当地人，时年二十出头，天生不安分，到哪都想弄出个响动。“文革”开始后，各地的造反派们四处拉竿子占山为王，自视捍卫红色革命政权的神圣。眼看着全国都在轰轰烈烈地搞运动，小G不知是哪根神经受到了刺激，兴奋之下便效仿着城市的学生“大串联”到了北京，还赶巧受到了毛主席的检阅。自从有了这番经历，小G的造反精神一发不可收拾。农活不干了，整天热衷于研究“文革”形势，把自己幻想成心系人类命运的职业革命家。

也不知为什么，军代表到来之后，小G总觉着老田拉一派、打一派，心中愤愤不平。所以一直想找老田当面理论一番，争个你高我低。可老田在当地是个叫得响的大人物，无人不晓。而小G则是无名之辈，别说走在大街上，就是站在主席台上也不会有人多看两眼。尽管这一老一少在资历、名声和地位上有着天壤之别，但老天爷还是给这爷俩安排了一次脸对脸单练的机会。

一次大会后，小G手持毛主席语录，不顾卫士的阻拦堵住老田，就一个问题与之展开辩论。我虽不在现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的场面绝对是老田居高临下，像训孙子般劈头盖脸；小G也肯定是敢顶老虎屁股的初生牛犊，不管对方是何等要员。这种干柴烈火的性格针锋相对，结果不难预料。据说，当辩论到激动处，小G的君子之风荡然无存。借着一股难以控制的邪劲，以猝不及防之势，抡胳膊踢腿大打出手，一套毫无路数的奇拳怪脚外加大巴掌，顷刻之间便将老田放倒在地。可怜老田英雄迟暮，虽有壮心却无体力。但老田毕竟是与日本鬼子拼过刺刀的人，如今被一个无名小卒掀翻，自感有辱一世英名，肺都快气炸了。看到首长惨遭意想不到突袭，年轻的警卫即刻出手，刚一过招就赢得了本次战斗的最后胜利。结果小G让人五花大绑，押到了“革委会”过堂。一直想弄出个响动的小G这回真的弄出了响动。

殴打军代表，这种案子似乎不用审，只几天的工夫告示就出来了。小G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四处游斗，“革委会”还捎带手行使了法院的权利，判了这厮几年徒刑。不知是班房里人满为患，还是老田动了恻隐之心，那小子没进大牢，而是监外执行。

铁狮

一天完晚饭后，队长老万找我谈话，说是打算调整宿舍，让我和一个新来的住一起。

也好，我本人的内务向来脏、乱、差，为此不少人烦我。新来的人不知底，说不定能糊弄到一块去。

老万告诉我，新来的人是小G。让他跟我住一起，是组织上的信任。

听完老万的交代我心里直打鼓，那家伙连军代表都敢放手大干，还能把我放眼里？再说我这身子骨虽可经风雨，但却扛不住暴打，如果反革命分子真敢背地里下家伙，到时候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顶多是个遇害身亡，那不冤死我？！
老万好说歹说不停地做我的思想工作。

既然组织认为我是革命的好苗子，干脆豁出去了。如此神圣大任降于斯人，我没有不替组织卖力的理由。但后来我才知道，老万此前曾找了几个人都谈崩了。之所以相中我，原因有三：其一、北京知青有觉悟；其二、能说会道敢批判；其三、没那么多明哲保身的鬼心眼。

人几乎都有先入为主的毛病。当我第一次接触小G，总觉着这小子贼眉鼠眼，形同电影里黄世仁的狗腿子穆仁智。不过这厮还算规矩，尤其当着老万的面不敢多说一句话。记得当时老万照本宣科，在我面前把小G的“罪行”简单的陈述了一遍。小G则耷拉着脑袋背书一般表示服从群众的监督、批判，争取早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老万走后，小G先是东张西望并关上了屋门，然后十分麻利地从行李里摸出一瓶土造的烈酒邀我共饮。说实话，同反革命喝酒就是借我十个胆也不敢，我连忙推辞。小G的嘴皮子到底是经过一番练就，马上来了一通“烟酒不分家”之类的江湖老套。随后小G老练地打开瓶盖，顺手从地上抄起两个破碗，撩起衣襟胡乱擦了几下，便咚咚地倒上了酒。我一看这小子生活随意不拘小节，不禁心中暗喜，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动不动就要看别人脸色打扫卫生的麻烦。

酒过三巡，小G向我没有任何掩饰地道出了自己的“罪行”以及来龙去脉，使我对他或多或少有了些了解。在他眼里，人应该是平等的。打一派、拉一派无疑是一种新的压迫，不符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我仔细听了听，这家伙仿佛不是生活在现实社会，天真得与实际年龄不符。但同时也觉得，就凭这么点“罪行”当上反革命，好像也不大靠谱。不过，喝酒归喝酒，在没从根本上弄清小G的真实面目前，阶级斗争的那根弦我始终绷得挺紧。

当晚，我怎么都无法入睡。倒不是琢磨小G该不该受到专政的待遇，而是担心半夜三更反革命现了原形把我掐死。我辗转反侧折腾了一宿，搞得脑袋晕晕糊糊。小G则躺在破竹床上四脚朝天呼噜山响，美滋滋地梦境神游。

第二天早上，老万见我萎靡不振，一个劲追问我是不是让反革命灌了迷魂汤？而我却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

多年后，“文革”把大家运动得筋疲力尽，谁都没有心思去关注小G的改造过程。小G也糊里糊涂地与大家融为一体，过着凡人的生活。只是骨子里想弄出点响动的基因无法根除。

今年夏天，已经变成老G的小G来京办事，我们又一次坐到了酒桌上。不同的是，老G依旧不拘小结，潇洒随意，仍然保持着边吃边喝边抠脚的习惯。而我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从蛮荒迈进了文明。

仍是酒过三巡，老G端着酒杯，眯着眼睛附在我的耳边低语：“当年判了我五年，老弟没嫌弃我，干一杯”！我听了一愣，三十五年前，老万明明告诉我判了两年，怎么今天变成了五年？老G笑道：“要说是五年，你当初还敢与我为伍”？我答：“别的不好说，但大半辈子失眠，就是因为时刻警惕你小子下毒手才落下的病根。就凭这，我也得声讨文化大革命”。
   
（未完待续）   

[ 本帖最后由 铁狮 于 2005-12-24 23:23 编辑 ]

铁狮

何大人的文字就写到了这里，再有新的写出来我随时贴......

谢谢！

小麦

象看小说一样的看，期待下文。

海云

好东西这藏着呢，有时间再慢慢看~~~

铁狮

～边陲作证七～
有人说，没吃过大苦、或没享过大福的人，是最不能将就的人。我属于前者，因此在生活中很少挑剔。尽管如此，我还是有过奢侈的欲望，即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环境中梦见“烧茄子”，几欲张口却不能吃到嘴里，一梦醒来，只见散发着馊味的破枕头上又添了一片哈喇子的痕迹。至于吃肉的梦则从来没做过，不敢有那份痴心妄想。

很多人想不通，富饶的西双版纳为何生活如此艰苦？其实解释起来也不难。“文革”时有个莫名其妙的“豪言”，叫做“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种资本主义的苗”。“豪言”的发明者认为，如果人一旦在物质上富有了，肯定会花天酒地变成资产阶级。为了防止人民群众在和平环境里演变，哪怕社会主义荒草遍地，也得让你瘪着肚皮不忘无产阶级远大理想。其实这种扯淡的理论本身就违背了共产党闹革命的初衷。
那时候，农场根据上头的指示，对养猪牛鸡鸭和蔬菜种植都有明文规定，哪个单位若是超出标准，肯定会有人站出来“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弄得老百姓苦不堪言。现在四、五十岁的人都清楚，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连北京的生活所需都要凭票供应，每人每月只有二两油、半斤肉之类的东西。首都不过如此，可以想象边疆的困境。
在这么难熬的条件下，嘴不犯馋的绝非凡人。孔子曰：“食不厌精”。连圣人都会说出这种话，可见普天下不馋之人少有。至于我辈哪能与先贤比肩，若想“食不厌精”，除非脑袋让驴踢了，落下思维不着调的后遗症。有时候，几个同学实在馋得受不了，就聚在宿舍里来一次精神会餐。张三说红烧肉、李四讲清蒸鱼，嘴上热闹半天，大伙更馋了，恨不得冲到猪圈，把仅有的几头猪崽子给活剥生吃了。
队里的食堂不供家属。按规定，老职工可以在一定数量的限制下养几只家禽。由于是放养，大伙眼前总是晃动着鸡鸭的影子，搅得脑子里时常产生与吃有关的无数联想和幻觉。
不过想归想，念头与行为从未实现有效地统一。倒不是有多高的觉悟，毕竟看到几个月大的婴儿就开始吃糨糊一般的“米糊糊”，良心还是管住了嘴。
一段时间后，我们的言行举止与贫下中农难分伯仲。老同志看到这帮北京小子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油嘴滑舌、好吃懒惰，便也不拿弟兄们当外人了。有一天半夜，副队长老白悄悄地把我们几个同学叫醒，大伙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便跟着溜进了他们家的破厨房。一进门就见灶台上的铁锅里已经烧开了滚滚的沸水，老白弯腰从鸡窝里抓出只个头最大的鸡，并以极快的速度一刀毙命，然后抄起水瓢往鸡身上浇水褪毛。大概五分钟的工夫，刚才还展翅踢腿的活物被大卸八块扔进了铁锅。很快，锅里飘出了诱人的香味。在火苗忽忽悠悠的马灯下，大伙的眼睛都绿了，每人手里拿着个大号饭盆，眼巴巴的盯着铁锅不敢走神，一个个活像焦急地等待金银财宝出土的盗墓贼。
肉快出锅了，我们让老白把大婶和孩子们叫起来一块吃。老白绷着个脸说，老娘们不能和男人平起平坐，这是规矩；娃娃也不用叫，他们长大了自己有本事吃。有了领导的指示，我们顾不上热气腾腾的肉和汤烫嘴，开始风卷残云般狼吞虎咽，不到一袋烟的工夫，除了地上的鸡毛和骨头，就剩下几个还在吧唧嘴的大活人。后来我妈不知从谁那听说了这些事，连连摇头，心里直犯嘀咕，挺好的孩子怎么会馋得半夜三更跑到别人家去丢人现眼？
现在的人物质富足，吃饱了撑的还要减肥。那时的人则挖空心思琢磨什么东西能够果腹。
除了种橡胶，上级允许搞点副业，种些花生和豆类。稍微有点农业常识的人都知道，云南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即便采用刀耕火种的原始方法也可以获得一定的收成。但是，播下一百斤种子，却收得八十斤的果实，这其中的原因只有我们心知肚明。
队里每年都要种花生，为了保证种子发芽成长，播种前要用大量的“六六”粉把做种子的花生搅拌一番，以防止蚂蚁磕食。“六六”粉能防蚂蚁，可它防得住人吗？播种时，不少人全然不顾死活，偷偷把拌了“六六”粉的花生用手搓几下，然后直接进嘴。一天下来，所有吃过花生的人无不觉着肚子里火烧火燎，估摸是中了毒，可谁都不敢声张。第二天起床一看，竟没一个被毒趴下的，个个活蹦乱跳。从此弟兄们得出了结论，“六六”粉并不可怕，只要掌握得当，那玩意药不死人，还得接茬吃。
播种结束后，到底有多少种子播到地里，又有多少吞到肚里，恐怕神鬼都难断清。

铁狮

云南边疆缺油少菜，人人营养不良。老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便有人打起了靠山吃山、从橡胶树上挖潜力的主意。曾有一段时间，农场不知是那路仙人从橡胶籽里榨出了油，据说可以食用。但后来又据说经过在小白鼠身上试验，第三代发生了畸形，生出来的耗子是三条腿。开始大伙还有点犹豫，后来转念一想，咱们能不能有第二代都难说，还管得着第三代。不过，那东西的味道确实欠佳，还不如拌过“六六”粉的花生，大伙试着吃了几回便没了兴趣，使“高科技”产品刚一问世即夭折。现在想想，幸亏夭折了，否则将来我们的第三代还不被那东西坑害一生！
队里每年要搞几次突击，活挺重。领导们深知，不想办法改善伙食，估计无法坚持完成任务。一次队里打算磨豆腐犒劳大家，我被队长留下来跟着掺和。因为当地缺驴少马，几乎所有的重活都靠水牛承担，拉磨当然也靠牛。那天水牛可能太累了，边拉磨边呼呼喘气。也不知怎么那么巧，这一幕情景让老白看见了。他风风火火跑过来，劈头盖脸把我一通臭骂，说是活人多得很，牛可就这么几条，累死怎么办？赶快把牛放开，自己推磨！我当时心里特别气愤，人怎么还不如牲口值钱？
晚上大伙收了工，听说吃豆腐，个个眉开眼笑。每逢这时，打菜可不是一般人敢干的活。奉队长之命，这个得罪人的差使落在我的头上。事先有明白人让我把自己的那份提前盛出来，免得累了一天吃不上。开始我不相信，可结果却被言中。有个老婆娘楞说一份不够家里人吃，还要打第二份，然后嘴里不干不净与我争吵。其实豆腐真的没了，我被逼无奈，只好把自己的那份贡了出来。眼看人家端着豆腐连个谢字都没说，径直扬长而去。我只能在厨房生闷气。这事让老白知道了，二话没说，拉起我到了他家，炒了两个鸡蛋放在我的碗里。
今年夏天，老白夫妇被我的同学请到了北京。平生第一次出远门的老两口，见到我们格外高兴。他们老了，当年的精壮汉子已是古稀之年。让老白“欺负”了大半辈子的老伴，如今也能和老爷们平起平坐了，甚至在聊天时还经常打断老头的话茬，数落几句。这种情况要是发生在三十几年前，老太太绝对不敢如此“放肆”。借机会，我也把老白心疼水牛、让我推磨的事发泄一番。老人家听后只是憨憨地笑笑。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一个月后，在给老两口饯行的聚会上，同学们邀请老白常来北京玩玩，并再次感谢他们在艰苦的岁月里对大伙无私的真情。老白摆摆手，泪眼汪汪起身捧起酒杯当众发话：“几十年前你们还是娃娃，离开家乡父母吃了那么多苦，不容易。但那时我能力有限，没有照顾好你们。今天，你们把我请到首都，带我参观、请我喝酒、给我送礼、出钱买飞机票、还给了我不少路费，能有你们这些北京的朋友，我这辈子没白活。有一句话我要说，今后你们谁要是下了岗，就到云南找我去，咱们现在吃喝不愁”。我相信，老白的心情再激动也不会信口开河，更不懂得逢场作戏。我们相处了十年，深知他的为人。

铁狮

边陲作证（八）        
农场终于划归军队，改建成生产建设兵团。其实，无论怎么改都不能从根本上使我们的命运发生转机。唯有一点不能否认，军队整齐划一的条规确实对年轻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从小被家长严加管束，渐渐长大后开始性格内向、木讷、少言寡语，怕见生人，活脱一个窝囊废。就连班上一个“面瓜”式的家伙都敢在我跟前逞能。长期的压抑令我十分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在广阔天地里，我的心愿得以实现。谁都没想到，仅一年的工夫，我变得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性格随之开朗、嘴皮子也练就得能言善辩。尽管语言功能有着飞跃式的长进，我还是能基本把握住言谈话语的尺度，绝不像饶舌的老娘们一样整天家长里短、鸡毛蒜皮。若按照“沉默是金”的定律，像我这种胸无城府，且又贫嘴刮舌的人永远是块土坷垃。装深沉、冒充大尾巴狼的客观条件在我身上早就荡然无存。
我人生的开场即在边陲的深山老林，身上自然融入了不少“野性”。至于农场归属军队，我内心感到自己像被收了编的散兵游勇，别扭得不行。因为部队的人说一不二，严厉无比。想当初在学校军训，要不是军管会的大官看我老实，带队的连长能把我折腾半死。这个事实曾令我刻骨铭心。
不想过的日子还是来了。一大批腰上别着手枪的现役军官接管了农场。所有的生产队被改编成连级建制，我们连迎来了一位年轻气盛的小军官任指导员。
小军官姓C，二十六、七岁，曾在西盟山剿匪时腹部中弹，经治疗，胃被切除三分之二，属于挂了级的伤残。
指导员到任后立了点新规矩，即在每天的“天天读”之前，全体知青必须出操。凡不参与者则被视为落后群众，时常遭到点名批评。我属于挨批比较多的那一小撮。其实，论觉悟我不比谁差，干活相当卖力，一切有良心的人可以作证。对流于表面、或可称为形式上的东西，我确实没有足够的兴趣。为此，指导员还找我谈过话，说我不象个兵。
散漫惯了的人一时半会儿改不了老毛病。单说夜里站岗，别人背枪都是枪口朝上，可我却习惯横挎，把右胳膊肘搭在枪托子上，感觉十分惬意。想不到我这副模样屡次被指导员半夜查哨撞见，在他眼里，我就是个地道的兵痞。尽管如此，我站岗却从没打过瞌睡。当时不少人半夜脱岗睡大觉，经常被连长、指导员摸了枪。
整理内务是军队的必修内容，但它实实在在是我的弱项。我真佩服那些大妈、大婶，她们可以终日手脚不停地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更佩服那些正规部队的战士，他们居然能把被子叠得见棱见角如同刀切的豆腐一般，此番技艺我至今不得要领。
可能是交了“华盖”运，我身上的优点总是被瑕疵笼罩无法放光。一次营里组织查卫生，不知何人告密，把我惯常的生活方式添枝加叶地描绘一番。领头的张副营长当即决定，严查我的宿舍，若真像别人说得那样，决不姑息。果然，当时的场景又一次让领导对我的印象大打折扣。

铁狮

门开了，正欲抬腿进屋的检查组立刻让各种带翅的小昆虫团团围住，大家赶忙连轰带打；破竹床前的甘蔗皮和吐出的渣子足有十公分厚；数不清的烟头和旧报纸遍地皆是；两条半年多没洗、补丁摞补丁比帆布还硬的破裤子半倚半立靠在墙角；旮旯里还有几个空酒瓶子和没刷过的饭碗。见状，张副营长一声怒喝：“这还是人住的地方吗？把那小子给我揪来”！连里的女卫生员听令丝毫不敢耽搁，立刻扯着比高音喇叭还响的嗓门四处喊我。
听到声嘶力竭的叫喊我还以为出了人命，赶紧撒腿跑回宿舍。进门一看首长在场，我心里多少有点发毛，不知是哪块天又塌了。老张见我先是一愣，怎么都无法将我这张脸与屋里的场景配套。几秒钟后，老张突然一拍别在腰里的家伙，抬手指着屋里的杂七杂八，“你看看、你看看，你在北京也这样吗”？我一听是这事，心里马上踏实了，并立刻寻机回嘴：“干活太累，没精力收拾”。“你还有理了，啊？不象话！不象话┅┅！”。本来就不善言辞的老张此时气得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带着人马扭头离开了连队。其实，连里比我邪乎的大有人在，有的甚至早晨起床连床单子都能贴在后背上一块掀起来，可以想象，这人都脏到什么份上了。只可惜老张生气提前结束检查，让这帮小子漏了网，否则我哪会受这么大的冤枉。
本想挨完这顿臭骂事就算过去了，岂料老张余怒未消，到了晚上居然跑到营里的广播室，指名道姓又把我的劣迹翻来覆去地数落一通。瞬间的工夫，弄得我在全营臭名昭著，要不是我日后在其它方面的加倍努力，险些让这老头的“迎头拳”击毁了前程。老张也真是，一点屁事没完没了的穷叨叨，我听着都累。
人倒霉连凉水都能塞住牙缝。时隔不久，我趁午休到营部的小店买烟。也不知怎么那么巧，刚一进营门就撞上正在倒背双手散步的营长钱江。
老钱见我衣衫褴褛活像个要饭的，便厉声把我喝住，在得知我的姓名后，用夸张的神态上下打量我那身给兵团战士脸上抹黑的行头，指着鼻子挖苦道：“你小子果然名不虚传，听说干净得连裤子都能站在墙角？还敢跟营里的领导和指导员顶嘴吵架？这要是在正规部队我敢大嘴巴扇你！”我嘿嘿一笑，“营长，您不敢打我，打我就是当官的欺负老百姓。当然，您就是真打，我也不会还手，我宿舍里就有个冒天下之大不韪打解放军的主儿，两年大刑，犯不上！”营长一听龇着满口烟熏的黑牙乐了，“小子，行，不糊涂，还挺有个性”。说完随手递给我一支烟，站在大太阳底下和我山南海北聊起了天。
打那以后，指导员对我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大概是老钱把指导员给“指导”了一番。估计在营长的眼里，我还不是糊不上墙的烂泥。
（未完待续）

梅兰

引用:

原帖由 铁狮 于 2005-12-20 22:03 发表
自序--并非多余的话


多少年来，我一直希望有个机会以自己的叙事习惯，把一段无法回避的历史告诉年轻的朋友。他们太幸福了，除了汽车、电脑等物质上的现代化之外，还有一大堆时尚的、令我辈可理喻或不可理喻的生活方式。尽管有些事情让人看不惯，但必须承认，他们身上有前人无法超越的知识和能力。因此，我不能作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以保守的观念看待当今的一切；同时也想让他们明白，生活中还有艰苦奋斗和高尚的追求。
虽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和作为，但我始终认为给年轻人讲讲过去没什么不好，起码可以了解历史，温故知新。问题是怎么去讲，又讲些什么？说你受了多少苦，他们可能会不以为然；说你享过多少福，他们更不会相信。我多多少少还了解这一代人，他们只相信鲜活的事实，而不会从心里去理会空洞的说教。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用亲身的经历和切身的体会，并以他们乐于接受的语言去告诉他们国家曾遭受过的磨难，而在磨难中党和人民又是怎样用赤诚的心去铸造民族的灵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些令人痛心疾首的往事已成过去，我不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也要经受那种炼狱般的折磨，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告诉他们——正视历史，担起责任

铁狮的帖子经常因为厚重而被我收藏，却因我的心态浮躁而一再辜负，我打算今天开始细读。

梅兰

终于把铁狮已经贴出的文字看完了。
继续关注

铁狮

边陲作证（连载九）     
自从营长慧眼发现了我身上的那点不易被人察觉的斑斓，我没有让领导失望，老天爷终于给了我一次机会，从此改变了我灰头土脸的容颜，使暗淡的色彩栩栩生辉。
1971年元旦过后的一个中午，我拖着疲惫的身躯随大家从工地返回连队，只见副指导员老王挎着一支苏制50式冲锋枪朝着人群大喊：“男同志赶快拿枪上山”！听到命令我马上来了精神，冲到枪械室，顺手也抄了一支。其实，连队里的武器仅够武装二个班，这时候就看谁的手快，真感谢爹妈赐予我的长胳膊、长腿，使我有足够的本钱捷足先登。经验告诉我，在危险的时刻，只要手里攥着枪，绝对可以提神壮胆。
老王也是个瘦高个儿，当年的奔跑速度跟我有一拼。在往山上运动的途中，我赶上了老王。这时候我想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老王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不出一句整话，弄得我一路瞎猜，甚至想到了万一发生险情，我中枪倒地的姿势到底像不像个英雄。
边境地区情况复杂，境外有国军中将李弥的残部，难道是他们？或许是……？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大家已经先后跑到了山顶。老王可能是跑岔了气儿，用手捂着肚子，好大一会工夫才把气顺过来，之后开始布置任务。
原来，老王接到边防部队的电话，有两个越狱外逃的杀人犯蹿到了边境，因为国境线太长，无法实施拉网式的围歼，所以通知了分布在国境沿线的生产建设兵团所部协助抓捕。老王还特意强调，如遇反抗可以开枪，假如罪犯越出境外，那么绝对不能动武。
本来，我的脑子里一直在闪回着电影中的情节。想不到，这次居然是真真实实的情况，心里立刻紧张起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的人很难体会我当时的心情。
老王虽然当过兵，却没打过仗。他的紧张心情不言而喻。老王一把拉住我，让我同他一起搜山，我则欣然领命。说实话，同领导在一起，我心里踏实。实际上老王心里也有数，别看我平时吊锒铛，关键时候还像个爷们。
钻进一人多高的草丛，我的脸被茅草划得像个花瓜，但在要命的关口谁还知道疼？现而今城里那些宁愿饥三顿、饱两顿，也要把钱花在糨糊一般、附加值翻了不知多少倍的化装品上的大姑娘和小媳妇，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受得了这份罪。
到底是当过兵的人眼里有活，经过近半个小时的搜索，距我只有二、三米的老王突然大吼一声：“出来！不出来开枪了”！话音未落，哗的一声，老王把子弹顶上了膛。由于形势突变，我也立刻紧张起来，手忙脚乱地把子弹顶上了膛。片刻，在我们前方约五米处，两个蓬头垢面的家伙高举双手站了起来，嘴里不停地高喊：“别开枪”。老王见我们在气势上压住了对方，便不失时机地下令：“双手抱头，转过身去”！那俩小子生怕被我们用枪子儿扫成筛子，慌里慌张地转过身去。老王见状命我上前搜身，同时叮嘱道：“把枪背在身后，别让他们抢了”。听了这话，我心里直埋怨老王，到底是提醒我、还是提醒他们？万一两个亡命徒抢枪，我们扭成一团，你再沉不住气一搂扳机，那50式冲锋枪还能有准？到时候不知谁是枪下鬼？
平时可以嬉皮笑脸，此时我必须听令，急忙上前，按老王的吩咐搜身。这一刻我感到自己浑身发抖，但当我的双手触碰到那两个家伙时，发现他们比我抖得还厉害，我紧张的心情马上缓解。
战利品比我想象的惨，只有两把匕首，没有枪。
其他参战的同志听到动静纷纷从四处聚拢过来，帮助我们把那俩家伙捆了个结实，然后一同押下了山。
事情过去了一周，有天中午，连里的文书叫我到连部，说是几个当兵的找我。后来我才知道，边防部队在上报战果的时候特意说明，此次行动有兵团的知青参与。依照当时的政治形式，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知青的各类先进事迹，我们的所为虽然比不上那些大英雄，但还是被军区的宣传部门高度关注。

铁狮

进了连部，只见老王正眉飞色舞地向几个军官讲述着什么，见我进来，老王马上介绍，“他就是那个不怕死的北京知青”。老王是真心为我好，其实在现场我差点筛了糠，离不怕死的境界差远了。几个当兵的把我上下打量一翻，眼神里充满了疑惑，就凭这身子骨也敢出手擒敌？
由于文革时期取消了军衔制，我也分不清眼前的几个军人谁是最高官长，所以只是朝他们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其中为首的一位军人向我开了腔：“你当时就不害怕”？我答：“开始挺怕的”。对方又问：“他们要是扑上来你怎么办”？这时候在旁边坐着的老王接过话茬：“要是敢动，老子开枪嘣了狗日的”。“对，嘣了狗日的”。我顺势给老王帮腔。其实我也明白，来了解情况的军官是想让我唱点高调。可我这人在整个采访中不识抬举，满嘴大实话说得几个当兵的抓耳挠腮，尽管他们不断启发，我的思想境界就是无法升华。无奈之下，带队的军官起身交代老王去找几个知青照张相，好回去交差了事。
出了连部，老王一个劲的埋怨：“别人为了一捆柴禾都能喊出救国家财产要紧，你那些话怎么让我越听越丧气”？
生气归生气，老王虽然对我的言语颇有微词且恨铁不成钢，但对这件事还是相当的积极。只一会儿工夫他便找来了几个比我还“呆”的小子，每人发了一支枪，然后带到了一片比较开阔的橡胶林地，让大家手持红宝书围坐成一圈呈学习状。拿照相机的军官则歪着头，在弟兄们面前左右端详。可能是对整体造型不满意，小军官开始指手画脚叫大伙不停地交换位置，因为我是主角，所以必须得给个正脸，否则照出像来别人闹不清楚谁是“擒敌英雄”。
这还不算完，小军官要求我面带微笑朗读《为人民服务》。我心里琢磨，微笑朗读是一个不易把握的表情，万一读到“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而我还在笑，那不是自找倒霉吗？不知是胶卷金贵、还是手艺差劲，小军官拿着相机对着我们瞄来看去，就是不按快门。此刻我被折腾得大汗淋漓，脸上的表情早已在无休止的折腾下呆若木鸡。思想没境界，现在弄得连表情都找不着境界了。
小军官使出了看家的本事终于完成了他的作品。几天后，这张照片登在了《兵团战士》报上。大概是印刷的问题，几乎没人能认出我那张惨遭折磨的脸。
自从有了这番经历，我患了镜头恐惧症。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遇到多么开心的事，只要有镜头对着我，面部神经马上收紧，别说喊“茄子”，就是买彩票中了500万也不会令我有丝毫的笑容。说来也怪，这毛病遗传。我儿子小时候的照片都是灿烂如花，长大后便没有一张欢颜之作。我掰着指头算了算，他犯这毛病时的年龄与我当年的岁数惊人地吻合。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同学胡平（现任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副院长），以我们的事迹为素材写了一篇题为《边境擒敌》的小说，刊登在1971年的解放军报上。

（未完待续）

铁狮

边 陲 作 证（连载十）
“擒敌”事件本来可以给我的历史带来一些荣耀，或许能使那份由组织保管的“牛皮纸袋”里再多散发出一些光芒。但因不适应吹牛皮、放大炮的政治环境，能够紧跟极左形势的各级领导谁都不愿表彰一个缺心少肺满嘴实话的“二杆子”。所以，就连本该奖励给我的一册《毛泽东选集》也叫指导员扣在连部充了公。
老王得知了情况，觉得上级的做法有点过分。若这样下去，将来再遇敌情谁还会冲锋陷阵？为此，老王特意找我，苦口婆心地讲了一大堆我从小就熟知的青红皂白之类的通俗道理，目的是想提高我的思想觉悟。在费了不少吐沫星子之后，老王见我仍无动于衷，忽而感到像是对牛弹琴，干脆直接下令，“你必须写入团申请书，不然你无法进步”。当时给我的感觉好像惟有紧跟潮流，尽可能把蚂蚁说成大象，我等蠢才方能踏上光明之旅，否则会一生平庸。
虽然经过老王一番动员，我的内心依旧没有触动，总觉得共青团无比神圣，而自身的条件还差得太远，如此郑重的问题不可儿戏。弄清了我的真实想法后，老王惊诧不已。他做梦都没料到，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楞是没把我这号人熏熟？他甚至怀疑我是否来自伟大的首都？怎么连一点追求都没有？
老王的判断很正确。文革中我和几个同学整天泡在工体的游泳池里，一游便是四年，最后竟然达到了三级运动员的标准。至于社会上的事我们基本两耳不闻。驻校的军代表始终认为我们是对革命不负责任的“逍遥派”。可想而知，这样的人哪来的追求？
也不能说老王毫无收获。在经受了不断的启发后，我隐约感到自己还行，尤其是骨子里充满了英雄情结，所不及的是缺少一层漂亮的包装，没有这层包装，再好的东西也只能撂在地摊上卖不出好价。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况且咱只是个菜包子。
面对我这种不知好歹的人，老王陷入了苦恼。他想不通，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虽有自己的主见，但怎么就不听大人的话？明明知道要吃眼前亏，可却全然不顾？他认为，既然包子好吃也应该好看，否则，再善良的丑丫头也不容易找婆家。
直到现在，仍有一些人说我头脑简单浅薄无知，张口便是俗人之语，很难跻身大雅之堂。经慎重反思，我这辈子恐怕只能一直浅薄下去了。因为我实在无法按照“深刻”的原则使自己变得深刻。有闲空的时候，我宁愿仰着脖子去看猫爬树，也不愿耗费半点脑细胞去追寻“深刻”。对我来说，“深刻”的基本要领简直复杂得遥不可及，起码我灵气欠缺、智商不够。
就在我脑子里前思后堵拿捏不准的时候，一场大病让我趴下了。在性命悠关的时刻，我更无心去顾及什么“包子”理论，入团的事只能往后再说。
在西双版纳工作了近两年，这里的雨季让我这个北方佬很不适应。道路泥泞，一步一滑，身上的衣服总是潮呼呼的。经蚊虫叮咬过的双腿满目疮痍惨不忍睹，至今撩起裤腿仍可见斑斑点点的旧日伤痕。这些都是不足挂齿的小事，真要命的是打摆子、拉痢疾。据史书记载，与西双版纳近在咫尺的思茅镇曾在几天之内被疟疾夺去五万条人命，一下子十门九空、尸横遍野、万户萧疏。

铁狮

一年前（1970年3月），我们学校的高年级同学凌瑜不幸被细菌性痢疾击倒，从此便再也没有起来，永远留在了红土高原。一年后，可怕的感菌乘虚而入，使我本来羸弱的躯体经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摧残。
先是可怕的钩虫病把我吞噬得皮包骨头形容枯槁；后来便是“阿米巴痢疾”折磨得我气若游丝奄奄一息。现在说起来挺吓人，最厉害时一天拉四十多次。因为元气大伤，我两腿发软不能下蹲，每次“方便”的时候，总有同学抓住我的双手，生怕我掉进粪坑。后来，凭我自身的体力根本就无法走进厕所，我也不愿再麻烦同学频繁地把我背来背去，一到腹痛难忍时，干脆就直接拉在床上。
那些日子，我的意识里已经分不清昼夜，只是在黑与白的轮回中昏昏沉沉地游弋于天地之间。
不少人眼见我在阴阳界上转悠毫无办法。按一个老娘们的话说：“这娃娃怕是喝不了几天米汤了”。面对此景，一些老家伙急了，他们不知打哪弄来了鸦片，按照民间偏方同大蒜一起蒸熟，让我强吞。营部的杨婉若医生根据她多年的经验，采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竭尽全力挽救我的生命。连队里那些善良的人们倾其所有，盼我能够起死回生。
经过十七天的煎熬，大家终于把我从死神手里拽了回来。那时我完全脱了相，蓬头垢面、胡子拉碴，如同荡出深山的孤魂野鬼。当我晃晃悠悠能够站立时，有人打趣道：“连长差点下令给你打副棺材，送你入土为安”。玩笑归玩笑，这场大病能让我活下来已然是个奇迹，对此我心满意足。比起长眠在西双版纳的同学，我庆幸自己“福大、命大”。
性格使然，我不愿用悲戚哀怨的心情去回顾曾经历的困苦，尽管往事艰难沉重。因此，像我这种人，永远无法理解林黛玉葬花时的心情。但有一点必须承认，大凡经历过生死劫难的人一般不会过多计较荣辱祸福，他可以坦然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并从中学会享受。

铁狮

刚拿到的两章，先贴出来，回家再好好看......

小麦

那个年代的人和事让这个年代的人看来是不可思异的，慢慢品来~~

农民老何

边陲作证（连载11）
大病初愈使我躲过了灭顶之灾，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并从心底开始理解那些在绝望之时宁愿放弃生命也不愿活受罪的人。当然，文革时期更多的人不是因为疾病，而是为了尊严。
既然大难不死就应尽显生命活力，虽然小命只有一条，实践证明，我还不至于不堪一击。
从营部卫生所回到连队，我第一眼就看到了连长老万。他正蹲在地上捣鼓锄头，听到我的招呼抬起了头，两只眼睛把我打量半天之后，嘴里冒出一句：“你可不能再瘦了”。我则淡然一笑回应老万：“您看我这身上除了筋骨皮还有什么能瘦的地方吗”？老实巴交的老万见我刚刚离开地狱之门就开始穷逗乐颇感意外，怎么这么重的病都没让这小子的破嘴闲下来？
自从有了这次生死煎熬我觉得自己成熟了许多，起码对人生的态度有所转变，无论对人还是对事都比较达观。咱是在阴阳界上溜达过的爷们，因而对所经历过的甜酸苦辣从未大喜过望或怨天尤人。
病好了，一些好心的同志便开始张罗我入团的事。本来我对这事不太主动，但在旁人的积极启发下不由得动了心思。想想有那么多的好人在替自己着想，我也应该鼓起勇气追求进步。
事情的发展比我预想得快，只几个月的功夫便解决了问题，而且还当上了团支部副书记。为这事，我父母在几千里地之外都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生怕我在动荡的年月里把握不住人生的方向，将自己毁成猪狗不如东西。
文革时期，不少家庭四分五裂、天南地北。我们一家四口分散在三个省市，处境一个比一个惨。我爸爸从江西干校来信，问我能否回北京探亲？如可行，最好约定一个时间，免得来去匆匆却见不到面。老实说，那时候我还不太恋家，心早就野了。但考虑爸爸从江西回一趟北京不容易，于是就跟连里请示，想回家看看。
老万很痛快批了假。我拿着批条找到营部的军务参谋开了“边境地区通行证”。有了这张护身符就不必担心进不了内地。
听说我要回北京，连里不少人找上门来，托我帮忙买东西。面对料想不到的需求量，我弄了个破本子，密密麻麻记了好几张纸，仅解放鞋就六、七十双，再加上其它杂七杂八的东西估摸得有两三百斤。有的同学劝我，这类活少接，从北京到勐龙路途遥远，连火车带汽车要换三四次，搞不好能把人急死。可面对这么多人的委托，我无可奈何。
当时北京逢年过节每人半斤花生。虽然西双版纳的花生比黄豆粒大不了多少，但赶街时还能买到，于是我起了孝心，花十块钱买了一大提包准备带回家。
勐龙距景洪县城（现为景洪市）约60公里，山路崎岖爬坡下道，如果徒步行进能把人累瘫了，最好还是以车代步。      
经熟人介绍，我搭上了进城的拖拉机。
到了县城，我顾不上洗去满脸红尘，用一条武装带连接起两个破提包，分前后搭挂在肩上，迫不及待跑到长途汽车站买赴昆明的车票。
到了售票的窗口，只见窗框子上贴了张纸，上书：“预售10天以后的车票”。就这么几个破字，一下子让我傻了眼。除了票款我身上只有12块钱，估计用不了10天我就得挨门乞讨露宿街头，弄不好再遇上几个泼皮牛二之类的畜牲，肯定会缺胳膊少腿遍体鳞伤。为了争取一线希望，我厚着脸皮向窗里的人打探，人家却眉飞色舞连聊带侃家长里短、飞禽走兽之类的闲杂烂事，连眼皮都不抬。气得我血脉喷张，真想找根棍子，把那帮拿国家钱不干正事的家伙轮个鼻青脸肿满地找牙。
眼见车票无望，我强压怒火梳理了一下心情，又开始抖擞精神撩起两条麻杆腿四处奔走，看看能否找到其它去省城的车。
在云南长期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由于交通不便，司机的社会地位甚至比县长还高，除客车外，连卡车司机身上都带有揽客的合法车票。感谢苍天的眷顾，经过一阵东奔西走，我终于发现一群知青围着一辆卡车，向司机手里递钞票。待我赶过去，司机却不卖票了。理由是，除了拉人，主要是拉空汽油桶。我一听，赶紧央求，多拉一个没关系，再说我也没多大分量。之后，我竭尽讨好之能事，双手捧着烟，点头哈腰低三下四地陪着一张连自己都憎恶的笑脸。现在想想这幅卑躬屈膝形容猥琐的丑态，我恨不得抽自己一顿大嘴巴。这是我一生中最贱的时候。
司机到底开了恩，收了23块钱（国家规定的价格），撂下一句话：“车上没座，只能坐汽油桶上，甩出去摔死自己负责”。

农民老何

摔死？真摔死倒踏实了，千万别摔个半死不活，给别人添堵。坐汽油桶怎么了？就是五花大绑、把我固定在卡车槽帮外头都行。天下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
第二天，买了票的知青在预定地点集合等车，虽说是口头协议，司机没有爽约。那时候社会上的骗子比现在少。
因为拉了二十几个活人，司机怕车箱太闷，把苫布给撤了，所以连男带女统统坐在冰凉的汽油桶上，双手抓住撑苫布的铁架子，左摇右晃一路前行。
高原日温差大，早晨还是冰凉的油桶，到了中午就被晒得如同摊煎饼的铁板一般，能把屁股烫出泡。这种忽冷忽热的感觉把人折磨得没处诉苦鸣冤。
经过边境管理区的哨卡时，卡车缓缓停下。几个武装人员命我们下车，挨个检查通行证，而后汽车还要被一些手持喷雾器的人通体喷上一股刺鼻的药水，以防止疾病流入内地。看那架势，好像边疆人民都是瘟疫恶疾的传播者。
经过四天的兜风历险，卡车如期进入昆明。大伙就像乘飞机平安落地一样欢呼雀跃，纷纷给司机敬烟。在众人的拥簇下，司机也得意洋洋，仿佛救世主般接受芸芸众生的顶礼膜拜，真比县太爷还风光。
为了少耽搁时间，我直奔火车站买票，根本无暇欣赏春城的动人之处，也无法融入身边川流不息的城市人群。我头脑中的城市观念已经开始渐渐消退，一天到晚就想当个好农民。
一番耗时费力的挣扎过后，车票终于到手，只等翌日北上。
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只要上了回家的火车心里就特别踏实，尤其在登上列车的那一刻。
在边疆几乎没有坐过椅子，慢慢养成了蹲着的习惯。所以在车箱的座椅上我还是蹲姿。见我如此行为举止，对面坐着的一个壮年汉子便料定我是个农民。于是出现了一轮令人啼笑皆非的对话。
“上哪去？不好好在家种地管孩子，一个人在外边瞎跑”。壮年汉子带着点长者的口气。
“您什么眼神儿，就我这样像娶过媳妇养过孩子的人吗”？
听我操着一口京腔，对方立刻感到言语有些唐突。
“听口音你像北京人？这会儿我倒觉得你不像个农民”。壮年汉子赶紧纠正自己的判断。
“我就是个农民”。
“噢，我看出来了，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壮年汉子肯定道。
到底是经常跑外的老江湖，壮年汉子几句话就弄清了我的身份。还别说，自打知道了我的身份和实际年龄的那一刻起，壮年汉子一路对我挺关照，并从包里拿出几个桔子，一个劲儿的让我吃。
“你看，连桔子都护着自己的籽儿，把它包藏在最里面，你父母什么忍心让你跑那么老远去当农民”？
听了这话，我无言以对。生怕哪句话说错了让人抓住辫子，在火车上开我的批判会。
不过还好，壮年汉子似乎早就对文化大革命心怀不满，对我的处境十分同情。
这位仁兄在贵州境内下了车。临走还把剩下的桔子给了我，令我感激不尽。那会儿我身还剩四块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