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云轩

教育部对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有关京剧的教学内容，并在10个省市区各选20所中小学进行试点，然后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向全国推开。目前已经确定15首京剧教学曲目。
    15首京剧教学曲目：一年级 《报灯名》 二年级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三年级 《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甘洒热血写春秋》 四年级 《接过红旗肩上扛》《万紫千红分外娇》　五年级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猛听得》　　六年级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你待同志亲如一家》　七年级 《儿行千里母担忧》《猛志在胸催解缆》　八年级 《趁夜晚》《这一封书信来得巧》  九年级 《智斗》
    在这15首曲目中有13首选自样板戏。
    一时间，有不少人跳了出来。他们对在中小学教授样板戏非常震怒，认为样板戏是文革的产物，不应该让学生去学。为什么有人这么害怕京剧样板戏？样板戏踩到他们的尾巴了,改革30年,实在没看到国粹有何发展

紫云轩

谁才是“封资修”？——毛泽东化解裸体模特存废之争
毛泽东化解裸体模特存废之争及其他

作者：宋公明

关于西洋美术教学用真人裸体模特，特别是用女性裸体模特，在中国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早在民国时期，刘海粟等画家就为此承受了来自社会和政府当局的强大压力。解放后，有着西洋画背景的徐悲鸿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这个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但是到了１９６４年，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教学用真人裸体模特一事又平地起了风波。

1964年8月，当时的文化部向全国文化领导部门及美术院校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这个通知，当然是经过了一系列程序才发出来的。可以想像，一定是当时有人抓住了使用模特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向上提出了意见，经过中央相关的领导批示，于是文化部草拟了这个通知，经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审定后发出。这对美术尤其油画、雕塑教学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不料通知发出后，中央美术学院竟然有人不买帐。中央美术学院毕竟打着徐悲鸿的烙印，美院的教师中毕竟有人了解人体模特在中国的历史，了解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因此有人于１９６５年５月１２日直接向毛泽东上书，反对取消真人裸体模特。

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美术学院教师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来函上批示：

定一、康生、恩来、少奇、小平、彭真同志：此事应当改变。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毛泽东
1965年7月18日

这个批示抬头把陆定一和康生放在前面，说明这两个人是主管意识形态的直接领导，其他人则是中央集体领导中的参与者或批示者。如果这几个人当中有一个不同意或提出请示一下毛泽东，也许就不会有文化部的这个文件了。

毛泽东在批示中讲清了道理，明确指出模特“不要不行”，禁止是封建思想，是不妥的，为了艺术科学，不惜小有牺牲。最后是“请酌定”，也就是说，你们是一线的，禁止是你们集体研究决定的，现在是否改正，还是要由你们集体研究决定。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没有批评谁，也没追究谁的责任，但是有理有据，滴水不漏，没有抗拒的余地。当时已是文革前夕，毛泽东对文化部大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虽然极为不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是同样也没有去追究个人的责任。但是某些人却在阳奉阴违，把并不相干的模特拿出来批判，而且发文加以禁止，表面上看好像很革命，很纯洁，但是却正好暴露了自己的封建思想，心地不纯。这些人企图以此来扼杀文化界的正确思想，与毛泽东相对抗，可惜伎俩被毛泽东一眼看穿。这个批示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谁的思想从根子上就是极左和谁要搞极左以及为什么要搞极左。以后一系列极左和反极左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至今也仍然在继续。

然而毛泽东的批示并未使禁模事件了结。文革中有人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千方百计转移对党内走资派的斗争大方向，其中就有把模特儿写生打入“封、资、修”行列。不但真人模特儿不画，连石膏像全都砸烂了。一些美术专业的师生被扣上“资产阶级学院派”、“回潮”、“复辟”等大帽子受到批判，公然置毛泽东的批示于不顾。明眼人可以看出，这实际上又是在和毛泽东相对抗。

然而就在这种极左思潮的风暴之中，中宣部的一位副部长又以“使用模特儿问题”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

1967年8月4日毛泽东再次批示：“画画是科学，就画人体这问题说，应走徐悲鸿的素描道路，而不应走齐白石的道路。”

如果当年毛泽东没有这两个批示，可以断言，某些人一定会把禁模的罪名加到毛泽东的头上。然而毛泽东好像早有先见之明，让他们想在这方面造谣也无能为力了。

不过造谣是某种人的需要和本性，又把谣言造到江青和刘海粟头上。有人暴料说江青曾做过刘海粟的裸体模特，让刘画过素描，并附有刘海粟的访谈录和素描图片。最近刘海粟的女儿在广州向媒体公开辟谣，说父亲生前根本不认识江青，更不可能为江青画裸体素描。

这个辟谣倒不是为了替江青讨还清白。江青即使做过裸体模特，也并不丢人，如毛泽东所说，为艺术科学，即使小有牺牲，也是值得的。倒是拿此事大加渲染以泄私愤或图名图利者，正好暴露了自己的心地肮脏和灵魂的卑鄙。如果对陈-冠-希-艳-照中的女主角都能宽容甚至追捧，却对一个裸体模特说三道四，是谁可耻而且可笑？但是对刘海粟来说，如果真的以那样轻佻的语气来谈一个人体模特，那么无疑是和艺术家的身份大相径庭的。对模特的尊重，是画家的最起码素质，也是做人的起码道德。一代宗师刘海粟岂能不懂？如果他竟然在访谈中出卖自己模特的隐私，像个色鬼似的说女模特的皮肤如何，身体的某处如何，他的形像岂不要被彻底丑化？

刘海粟之女的辟谣，说明了职业道德的重要。对一个医生来说尤其如此。如果医生公开患者的隐私，是不是非常无耻？然而有个自称是毛泽东私人医生的李某人，就是出卖毛泽东隐私的无耻小人。

为毛泽东治过白内障的唐由之，也有详细的回忆，但是唐由之所看到的毛泽东，和那个李某人笔下的毛泽东完全判若两人。如果不带偏见，自然不难分辨真假。且不说李某人所言皆是造谣，即使是事实，那也是别人的隐私，一个医生公开他人的隐私，是不是很下流很卑鄙？而这种侵犯他人人权的事，却发生在所谓最讲人权的国家，竟然让这种编造他人隐私的无耻作品大量发行，可惜这种下流手段并不能诋毁毛泽东，反而暴露了某国的所谓人权和所谓法制是多么虚伪。即使对一个普通中国人，即使对陈冠希及其性伙伴，都要保护其隐私，都要抵制艳照的流传。那么对李某人的这种编造隐私恶意污蔑的荒诞著作，难道不应当抵制吗？

一笑了之

　　作者：张宏良  
　　21世纪人类发展主要依靠海洋资源，在掏空中国陆上资源以后，美日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海洋资源下手了，322入联公投就是肢解中国战略的第一步。在政治上，为给322入联公投创造一个适宜的国际环境，2月17日美国操纵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并率领西方国家立刻与之建交，为台湾独立树立了一个成功榜样。科索沃独立的狂欢场景，必然会强烈鼓舞台湾民众的独立情绪，保证入联公投的结果形成一边倒的绝对优势，在法理上宣告台湾独立。玩弄此类公投把戏本来就是美国的强项，所以在科索沃和台湾之间才衔接得如此巧妙。在军事上，为给322入联公投保驾护航，消除台湾民众对大陆军事力量的担心，美国把世界最强大的三艘海狼级攻击核潜艇全部调到太平洋地区，数百架包括F22、F35在内的世界最先进战机也在源源不断地向中国周边十大军事基地集中，其打击半径覆盖了中国大陆每一寸土地。与狼共舞的时代即将结束，东郭先生的悲剧开始上演，民族的厄运正在降临。30年来一直被灌输狼已吃草的中国人，马上就会明白，狼还是要吃肉的，只是这次要吃掉的不再是别人的肉，而是我们自己的肉。
　　
　　  
　　从美国占领阿富汗到现在操纵科索沃独立，其矛头自始至终都是针对中国，阿富汗到科索沃只不过是狼在磨牙，肢解中国才是战略目的。如同美国总统布什最近坦白的那样："反恐就是反共，反共就是反华"，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号，仅用一年时间，就在中国西部边境建立了四个军事基地，操纵了台独、藏独、疆独三大分裂势力，在用军事力量支持台独的同时，在政治上积极支持藏独和疆独两大分裂势力，去年美国把代表最高荣誉的国会金质勋章授予达赖喇嘛，表彰其数十年来坚持藏独的不变立场，美国总统布什专门飞到捷克斯洛伐克会见疆独领袖热比亚，称赞热比亚是比"军队的武器和地下的石油更加珍贵的国家最大资源"。美国同时启动中国三大分裂势力，目的是要中国同时丧失东部海洋资源和西部陆地资源，完全变成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的加工厂和垃圾场。可以说中国已被逼到了彻底解体的历史边缘，已到了退无可退的最后绝境，即便想继续韬光养晦做缩头乌龟也已经没有了任何余地。所以，中国应该在科索沃问题上勇敢接招，坚决打出"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国际大旗，与俄罗斯一起并肩作战，向整个世界展示中国捍卫国家统一的决绝精神，在政治上大打出手，恶化西方环境，加剧西方金融危机，彻底打乱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的强国规则，变被动为主动，推动整个世界反思和批判正在把人类带入死路的西方殖民主义文化和殖民主义生活方式。这样做的优点就近期而言，可以一次性彻底解决台独问题，就长远来讲，可以推动东西方文化的历史转换，实现人类命运的根本转变。科索沃的机会就在于，既然在科索沃问题上我们都敢和西方闹翻，在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台湾问题上，我们更不可能后退半步；并且在遥远的科索沃问题上，我们都能够让西方付出巨大代价，那么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会让对方付出更大代价。中美之间数十年恩怨情仇的历史不断证明着一个道理，在利益问题上美国始终是清醒的，狼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吃羊，却很少毫无顾忌地去吃大象，更不可能毫无顾忌地去吃老虎。台湾问题对中华民族来讲是生死问题，对美国来讲只是生意问题，既是生意就不会做亏本买卖，我们只需要借科索沃问题告诉对方就足够了。
　　
　　  
　　然而让国人扼腕叹息的是，或许是上次美国导弹袭击中国大使馆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恐怖阴影，中国居然在科索沃问题上抽身事外，仍下了战略伙伴俄罗斯孤军奋战，结果是一切都按照美国的导演在发展。本来科索沃对中国的影响要大于俄罗斯，俄罗斯只是不甘心到手的肥肉被美欧抢走，中国则是自己正在变成美欧瓜分的肥肉，所以应该比俄罗斯更加激烈反映才对，可惜中国却放弃了这一与俄罗斯联手对敌的绝佳机会。这是继阿富汗之后，中国第二次失去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机会，并且是最后一次在境外较量的历史机会。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先后两次与美国较量都是在境外，并且正是通过第二次境外较量把美国陷在了越南，才逼迫美国签署上海公报，给我们送回了台湾。为什么选择境外较量？道理很简单，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较量，无论是朝鲜、越南、阿富汗还是科索沃，都比在自己家里较量划算，在自己家里较量，打破的都是自己的坛坛罐罐，只有在境外较量，才能保住自家的完整。可惜中国却一次又一次地再三放弃境外较量的机会，最终被对方逼退到家门里面，322入联公投，还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国如同一个被逼到房屋角落剥光衣服的妇女，已经到了退无可退躲无可躲的最后绝境，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322公投的灾难性影响都超过九一八事变，可是整个媒体不仅没有任何愤怒表示，却在欢天喜地准备着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庆狂欢，仿佛台湾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一样，两年前才通过的《反分裂法》，墨迹未干就有可能变成一张废纸，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啊，再次到了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什么叫台独？入联公投就是台独，从法理的角度讲，台湾的入联公投甚至比科索沃宣告独立走得更远，直接投票加入联合国！
　　

一笑了之

　　怎么办？是以武拒独、完成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世纪性崛起，还是像前苏联那样束手待毙、崩溃解体？两条选择，两个前途，两种命运！政府仍在保持沉默，民间形成两种声音。一是以乌有之乡等进步网站为代表的爱国主义力量，呼吁贯彻《反分裂法》，坚决维护国家统一；二是从中央党校的《××时报》到南方系报刊声嘶力竭发出的怪异声音：解放思想。事物的发展就是如此奇妙，那边喊要实行独立，这边就喊要解放思想，真不知是无意间的历史巧合，还是有意识的政治配合！毫无疑问，台独即武，是除极少数亲属财产已转移海外的买办汉奸之外，每一个大陆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但是，只要还有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和平选择，我们就不能让包括26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3亿中国人民陷入战争，而目前唯一能够制止台独的最后万分之一的和平选择，就是杀鸡吓猴，镇压国内的汉奸势力，以此来显示中华民族敢于以死相拼的决绝精神和坚如钢铁的国家意志。这是避免用战争手段制止台独的最后机会，并且具有一石多鸟的重大历史转折作用。
　　
　　  
　　首先，镇压国内汉奸势力，可以改变30年来我国在中美关系中的被动地位，彻底堵塞台独发展的国际空间。台湾问题说到底是中美关系问题，而台湾问题之所以成为中美关系问题，既不是李登辉、陈水扁等单方面造成的，也不是美国单方面造成的，其罪魁祸首还是大陆的汉奸势力。就在去年12月5日北京举行的中美建交28周年研讨会上，美国前总统卡特当众公布了他的日记，披露了一个让国人无比震惊的事实：推动台独势力发展的两大外部力量--对台销售武器和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竟然是1979年有人背着党中央国务院与美国进行暗盘交易的结果，其性质完全属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引清兵入关。自那时以来，台独分裂势力（包括藏独和疆独）和国内汉奸势力，就一直是美国刺向中华民族心窝的两把尖刀，当中共十七大再次打起"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外交大旗时，对中国复兴力量重新崛起的担心，促使美国开始动手肢解中国，策划台独入联公投，尖刀直取中国心脏。而在国内汉奸势力--台独分裂势力--美国军事威慑所组成的一系列连环剑中，国内汉奸势力是其剑锋的前缘，只要砸碎前缘的剑锋，刺向中国心脏的连环剑就会成为一堆废铁。美国在看着台湾的台独，台独在看着大陆的汉奸。对美国来说，台独是只鸡；对台独来说，大陆汉奸是只鸡；如果连鸡都不敢杀，猴子还有什么可怕的！当灾难的降临已经无可避免时，杀鸡往往是减轻灾难的最好方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仅仅"杀"了霍多尔科夫斯基一只微不足道的小鸡，时至今日再没有任何人敢打俄罗斯石油的主意。镇压汉奸，永远是对分裂势力和敌对国家最有效的震慑方式，并且是避免大规模流血的最有效方式。
　　
　　  
　　只要大陆的汉奸势力遭受到严厉镇压，台独立刻就会成为灾难的代名词，在台湾政坛上消失得干干净净。古往今来任何一个严厉镇压叛国者的国家都没有发生过分裂现象，分裂永远都只是国家意志衰弱的结果，前苏联就是一个最突出典型。虽然拥有能够反复毁灭地球数十次的强大核力量，但是在被西方政治文化的游戏规则瘫痪以后，一夜之间便分崩离析、彻底瓦解，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拥有世界最强大军事力量而不战自溃的国家。可见，国家意志是任何核武器都代替不了也摧毁不了的最强大力量。苏联解体后，我们才真正懂得了毛 主席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论断的深刻含义，原子弹既拯救不了一个国家，也毁灭不了一个国家，最终决定国家命运的永远都只是国家意志，丧失了国家意志的国家，原子弹再多也是一堆废铁，原子弹的真正威力，不在物理方面，而在国家意志方面。不怕鬼的人永远遇不到鬼，不怕战争的国家永远遇不到战争。国家意志是比任何核武器都强大千百倍的最强大武器。而目前能够以最小代价最大限度地展示国家意志的行为，就是在国内迅速掀起一场震撼世界的锄奸风暴，让国内外所有分裂势力闻风色变、心胆俱寒，如同19世纪美国那样，一场持续十多天的亚特兰大火，其后200年无人敢再谈分裂。掀起锄奸风暴的历史作用，不仅仅是遏止台独等一切分裂势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重新调整中美关系，把30年来被颠倒了的原告和被告地位再次颠倒过来，彻底改变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美国强加给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盗规则，让整个世界认清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必然会把人类推上毁灭道路，真正担负起"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大国责任，重新恢复新中国的大国形象和大国地位，让整个世界都知道，那个韬光养晦、永不出头、任人欺凌的瘪三式中国，已经再次一去不复返了。
　　
　　  
　　至于统一台湾问题，在遏止住台独势力后可以先放一放，未来中美关系乃至整个世界关系的重新调整，都还需要台湾问题。美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建立的世界殖民体系要打破，30年来美国在中美之间形成的殖民经济循环圈要打破，30年来美国强加在中国头上的各种不合理规则要打破，中国人民要和世界人民一道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还需要暂时维持台湾现状。因为我们既要打破这些不合理规则，又必须要讲道理，做到有理有利，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逐步建立一个讲道理的世界，不能再象美国主导的世界那样只讲实力不讲道理，这个道理怎么讲？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台湾来讲，拿台湾来说事儿。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既然是中国的一部分，你美国向中国一个省出售武器，和中国一个省单独订立条约，搞什么关系法，你就已经违背了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你所主导制订的所有规则也就失去了历史合法性，可以统统视为一张废纸，没有必要认真对待，更没有必要接受约束。而且，你能向我国境内一个省出售武器，我就能向世界任何地方包括向你美国境内出售武器，这个世界应该是讲道理的世界，国家之间应该具有平等的权利，要让美国懂得并接受这些道理，就需要有台湾问题，否则这些道理就无法讲，就难以做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所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迟早会发现，台湾问题不仅不再是宰杀中国的一把尖刀，反而会变成套在自己脖子上的一条绞索，到它意识到要摆脱这条绞索的时候，就会象七十年代初那样，第二次主动登门再把台湾送回来。而就目前来讲，无论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还是东南亚的情势，都还不到统一台湾的最佳时候，可以继续让美国为我们"站岗放哨"。
　　
　　  
　　其次，镇压国内汉奸势力，可以调整决策结构，重建中国的鹰派集团，奠定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国家组织基础。大国要有大国的运势和威严，不能总是陷在别人制造的诸如独立、分裂等狗撕猫咬的纠纷里面，要摆脱别国制造的这类纠缠，就必须重建中国决策层的鹰派集团。回顾人类历史就会发现，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能够支撑数千年的泱泱大国，其中一个重要的组织因素，就是构成其决策层的始终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派，用中国古代的话说，就是主战派和投降派，用现代西方的话说，就是鹰派和鸽派。什么时候鹰派占上风，中华民族就会拓疆辟土、辉煌鼎盛；相反，什么时候鹰派被消灭，中华民族就会惨遭灭顶、国破家亡。南宋亡于蒙古，大明亡于满清，特别是后来满清败于八国联军，都是鹰派被消灭的结果。当初满清20万人尽灭北方诸国，荡平天下，入主中原，不可谓不骁勇，综合国力更是远在八国之上，相对地位超过现在的美国，结果却是逢战必败，打不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以至于西方任何一个不气眼的小国都敢来侵略中国。其中的直接因素，就是满朝文武中代表国家意志的主战派被消灭的干干净净，整个国家就一个投降派李鸿章在进行斡旋，给洋人的感觉如同入无人之境。再看共和国建立后的正面典型更是如此，在苏联进行核打击的威慑之下，毛泽东毅然决然清除了刘、林两个投降派，一声令下全国挖防空洞，摆出了与敌人誓死周旋的决战架势，才逼使苏联政治局最终放弃了已经作出的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决议。再看今天的美国同样如此，主导今天美国政坛的所谓新保守主义，就是具有强烈进攻意识和献身精神的一群理想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信徒，正是这些以世界为己任的极少数鹰派集团构成了美国强大的国家意志，这是比所有核武器和航母舰队更加强大的国家力量，美国之所以是美国，苏联之所以成为苏联，其根本区别就在这里。
　　
　　
　　美国自己更懂得这一点，可以说古往今来，没有任何国家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当今美国更加懂得国家意志的至关重要了，所以30年来美国才不惜血本地渗透操纵中国学术界，通过卓有成效的学者汉奸化、思想非毛化、历史妖魔化等手段，逐渐打掉了中国的文化自信和国家意志，并且又通过持续不断地清算所谓极左思潮，把具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鹰派人物从中国各个领域都清除得干干净净。可以说，纵观中国历史，当今中国是自秦始皇统一以来，理想主义鹰派人物被清除得最干净的时期，所以才出现了中国周边被包围，领土被占领，分裂势力猖獗，强加的不合理规则越来越多，特别让国人痛心的是，由于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合理规则越来越离奇，中国政府不得不主动要求对方国家帮助保密，而对方又反过来利用中国政府的弱点强加给中国更多的不合理规则，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离奇屈辱，即便晚清时期也没有把各种不合理条约列为头等国家机密。眼下的台湾就是一例，当初中美建交时美国突然提出要向台湾销售武器，向建交国家的一个省销售武器，这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屈辱条款，中国不仅全盘接受还反过来要求美国联手保密，不让中国老百姓知道，美国抓住中国弱点立刻就搞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把美国武力协防台湾的不合理规则强加在中国头上，从此台独势力一发而不可收拾。还有那个WTO，全世界任何国家的WTO条款都是公开的，可是中国入世已经7年了，至今也不见与美欧达成的条款内容。对本国百姓保密，已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迫不得已、秘而不宣的一条基本原则。人们经常讲所谓弱国无外交，其实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弱官无外交，中国近代史上被西方国家随意蹂躏，不是当时国弱，而是当时官弱，官弱的根源在于是贪官；日本两次侵占中国，也不是日本国强，而是日本官强；刚刚诞生的共和国能够打败世界最强大的美国，更不是因为国强，同样也是官强。可以说，最终决定中国是成为强大国家还是成为肥大国家的最关键因素，就是中国能否重建国家的鹰派集团；如果能够形成鹰派集团，中国就会成为强大国家，甚至是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相反，如果不能形成鹰派集团，中国就只能再次成为任人宰割的肥大国家。
　　
　　  
　　而形成中国鹰派集团的关键，就是铲除中国的汉奸集团，至少应该形成鹰派集团对汉奸集团制衡的局面。中国历朝历代都拥有平战两套班子，毛泽东则建立了平战两套体制，30年来毛泽东创建的备战体制已被摧毁，目前唯一能做到的就是重建一个敢战能战的鹰派集团，形成对内对外的强大威慑力。近60年共和国截然不同的前后历史证明，鹰派集团和尖端武器，是一个民族起飞的两只强大翅膀，一个没有鹰派集团的国家，如同一个没有男人的家庭，必然会遭受侮辱欺凌，而鹰派集团的形成，将会使所有对手立刻由进攻转为防御，不仅台湾会转为防御，日本、美国等都会转为防御，被人防御的国家才是最安全的国家。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和谐的国际新秩序。
　　
　　  
　　第三，通过镇压汉奸势力，重新激活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民族精神的复活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留存下来的古代大国，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东方文化蕴涵的那股充盈天地的浩然正气。中华民族最终取代肉欲主义、感官至上、丛林法则等西方文化，为人类社会注入的就是这股浩然正气。20世纪中期中华民族能够战胜亡国灭种的历史危机、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依靠的也是这股浩然正气。

一笑了之

只是30年来文化和政治的双重绞杀，不断扼杀着支撑中华民族千年不倒的这股浩然之气，促使中华民族的精神正在走向死亡。30年来所谓对外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用西方文化宰杀民族精神的过程。本来从共和国诞生那天起，甚至从中华民族诞生那天起，就无时无刻不在对外开放，为什么又会突然冒出一个对外开放的概念？很显然，这是一个宰杀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的特定概念。从70年代末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化开始，中华民族便被逐步推入了越来越沉迷的催眠状态，先是反思文革10年，进而反思共和国30年，再进而反思到1840年，最终反思到中国统一2千年和文化发展5千年，反思的结果就是中国改革精英的集体代表作《河殇》的论断：中华民族是一个劣等民族！甚至后来更加扬言："西方历史是一部弃恶向善的历史，中国历史是一部弃善向恶的历史"，也就是说，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劣等民族，还是一个邪恶民族。整个神州大地形成了疯狂的民族自我控诉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民族自虐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学术明星和改革明星，踏着民族精神的尸骨不断擢升于中国文化的天空，所有成名的改革精英，几乎无一不是疯狂宰杀民族精神的文化刽子手。这完全是由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决定的。物欲泛滥是改革唯一的内在动力，要贯彻"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改革逻辑，就必须彻底推翻是非真假善恶美丑的东方伦理；要实现把中国纳入西方殖民经济体系的开放原则，就必须彻底打掉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这就注定了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在劫难逃。
　        如果说最初的改革设计者对民族精神的反思和否定还带有某种盲目性的话，那么后来由美元培养出来的改革参与者，则目标十分明确地要用西方国家的殖民文化来改造中华民族。这就是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不去研究经济学，而用大量时间批判妖魔化义和团的原因所在。不仅仅是批判义和团，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和革命，统统都在批判之列；而所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者，又统统都在歌颂之列。《人民日报》有个编辑写了一本歌颂日本兵大救星的专著，立刻成为国内主流报刊歌颂的偶像和日本跨国公司赞助的对象，部分有血性的中国人看不下去，去年两会期间便有部分委员提议要设置反汉奸言论法，结果马上成为国内主流报刊攻击的对象。如此一来，汉奸文化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汉奸学者成为中国的明星学者。任何学者只要发表汉奸言论，账户上的金钱就会源源不断；任何报刊只要吹捧汉奸学者，广告收入就会源源不断。南方系报刊是中国最火爆的报刊，因为那里聚集着中华民族一大批汉奸。西方国家各种基金会的美元欧元日元大把大把地撒向中国，撒向中国各大政府研究机构、咨询机构和重要学术部门，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奇特的现象：在没有发生入侵者的本国境内，一个人只要反华就拥会有奢华生活；相反，如果爱国则只能接受清贫生活。左翼和爱国学者聚会，自行车、公交车，实在没办法才坐出租车；右翼和汉奸学者聚会，则是豪车美女、洋酒华宴、高官如朋、侍者如云，周游世界的请柬随手乱扔，各国的护照居留证塞满皮包。如此强烈的反差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10年，20年，30年地不断强化，最终形成了一种价值观：选择汉奸生活就意味着成功，意味着名誉，意味着地位，意味着豪宅名车，意味着奢华人生；相反，则意味着失败，意味着挫折，意味着屈辱，意味着无能，意味着亲人的感叹，意味着朋友的怜悯。所有这些，对于青年人特别是有才华的青年人来讲，很难跨越，所以才会有和平时期出现汉奸集团这一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反常现象。战争时期出现汉奸集团是侵略者支持的结果，和平时期出现汉奸集团是民族精神死亡的结果。
        中国的精神已经死亡，精神已经死亡的民族是没有能力崛起的，不仅没有能力崛起，甚至没有能力维持现状。所有敌对国家和敌对势力几乎都看到了这一点，纷纷开始对中国动手，美国打着反恐旗号突然在中国西部边陲建立了四个军事基地，陆地布局完成后便策划台湾独立，阴谋肢解中国；就在台独日期逼近的同时，日本出手要霸占相当于中国大陆三分之一面积的辽阔海域，要把超过中国大陆资源总量的东海资源拿走，目前中日双方正在谈判，据说日方强占中国领土的态度十分强硬，根本不容中方辩解讨论，中国外交部就刚刚进行的第八轮中日战略对话透露的全部信息只有一句话："日方对中国３０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钦佩"，看来中国要保住这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就只能按照日本的要求割让领土和资源。如果东海资源被日本拿走，再接受台湾322入联公投，那中华民族就彻底丧失了21世纪的发展资源，剩下的就只有崩溃解体一条路了。中华民族到了必须再次实现精神复活的关键时刻，必须立刻从目前行尸走肉的糜烂状态中解脱出来，当前的民族危机也为民族精神复活创造了条件，危机危机，机遇总是蕴藏于危难之中，历史上中华民族每一次崛起的历史机遇也都是蕴藏于危难之中，小危机小崛起，大危机大崛起，目前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最大危机，也必定会造就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伟大崛起。普京只不过抓了一个霍多尔科夫斯基，就找回了俄罗斯伟大的民族精神，开始了俄罗斯民族的再次崛起。如果我们掀起一场锄奸风暴，肯定会立刻振奋起整个社会同仇敌忾的伟大民族精神，尽扫数十年来的糜烂风气，形成惊天动地的伟大崛起，并将引领世界进入新的发展世纪。目前最需要的就是立刻出台一部《反汉奸法》，作为《反分裂法》的姊妹篇，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各级锄奸委员会，做好迎接任何挑战的最坏打算，以此来争取度过危局的最好结果。古往今来，敢战的民族从来没有战争，畏战的民族也从未躲过战争。幻想以牺牲领土和资源的办法来换取所谓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将只能是带来更大的灾难。历史上日本两次侵略中国就是先例，每一次占领中国的欲望，都是被中国的畏惧退让刺激起来的，没有九一八事变把东三省拱手送给几百名日本兵，也就没有后来几千名日本兵发动七七事变，占领整个华北。中国这30年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当初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打出来的，而不是靠卖国卖出来的，卖国永远卖不出和平，退让只能刺激对方更大的胃口，受害妇女让对方亲一口摸一把的退让不仅避免不了被强暴，反而会刺激起流氓更加疯狂的强暴欲望，只有不怕战争的民族才会享有和平，而畏惧战争的民族，将永远生活在战争的恐吓之中。
　

一笑了之

　第四，改变西方国家强加给中国的殖民经济，为子孙后代保留一块发展空间，摧毁美元的"白条经济"。美国操纵台独，日本强占东海最惯用的手段，就是用经济问题恐吓中国，宣扬如果中国不丢掉台湾和东海就会断送经济发展，国内主流学者包括军内个别著名学者也都一齐叫喊：不能因小失大，不要因为台湾问题、东海问题而葬送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那位曾经主持WTO谈判的主流经济学家在党校演讲中公开宣称"大家不要关心台湾问题，台湾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与世界经济接轨""由于日本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邻国，所以对中国最重要的不是东海，最重要的是和日本友好"。由于占据舆论主导地位的这种汉奸文化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善良的人们也开始困惑保卫台湾保卫东海会不会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在此有必要弄清楚两个问题：一是西方国家用来恐吓中国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二是一旦中美交恶会给双方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影响？
　　先谈第一个问题，西方国家用来恐吓中国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西方国家利用中国的改革开放，采用腐败手段，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殖民经济，中美之间由美元旅游组成的贸易循环圈就是典型：大量中国廉价商品流向美国，推动美国物价越来越便宜，美国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而中国得到的只是一大堆美国印制的"白条"美元，即便这些白条也没有真正到手，而是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和入股美国银行，一分不少地又送回了美国。由于美元汇入中国时每一块钱要增发七、八元人民币，由此引发了严重通货膨胀，仅2007年流入5千亿外汇增发的人民币就超过3万亿元，相当于全国工资总额的1．5倍，焉能不通货膨胀。可见，这种贸易循环的实质内容，就是中国的廉价资源源源不断地输入美国，而美国的通货膨胀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中国老百姓除了承受通货膨胀压力之外，什么都没有得到。按照中外贸易利润分配比例20比1 计算，中国积累这1万5千亿外汇，同时为西方国家贡献了30万亿美元，超过200万亿人民币的利润。贸易循环还是损失最小的循环，金融领域的资本循环损失更加可怕，仅一个平安保险公司被英国人拿走，就损失了上万亿市值（按最高股价计算）的财富。可以说，如果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和资源耗费，都落实在中国人身上，13亿中国人民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可现在我们的人民仍然处于贫困之中，刚刚看到乌有之乡网站转贴的一篇报道，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名女大学生，就餐卡一年全部消费只有8．35元，完全依靠吃食堂剩菜剩饭度日，学校电脑显示，最大的单笔支出就是每周去水房打一壶0．15元的开水。文章未看完已经泪流满面，甚至忍不住哭出声来，一边是外国人上万亿上万亿的拿走中国财富，一边是我们的女大学生在食堂拣剩饭度日！虽说50年代的日本人也有过拣剩菜剩饭的纪录，但当时日本人的困苦是为自己积累，而我们大学生拣剩菜剩饭却是在为外国人积累！
　　就说这个已成为英资公司的中国平安，英国公司在美国次债危机中亏了钱，英国首相飞到中国来要补偿，中国平安立刻就要对中国股民融资1600亿去填窟窿。为了让那些昨天还是国企领导人的现任公司高管拼命为大英帝国圈钱，全部年薪都提高在千万元以上，这些仍然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公司高管，对中国投资者越来越穷凶极恶，1600亿的圈钱计划，把中国股市砸了个稀里哗啦，整个股市爹哭娘叫、血肉飞溅，可是公司高管仍然声嘶力竭地对媒体宣布：融资计划绝不改变！可怜走投无路的中国人啊，无论走到哪里，都如同孙悟空一样始终跳不出殖民经济循环圈的佛掌，即便你成功考上大学，也仍然要吃剩菜剩饭！即便你成功发了财，也仍然要在股市上惨遭外资洗劫！一次圈钱就是1600亿！1600亿是个什么概念？2006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总额才538.33亿，现在一个外资公司一次性地就要拿走相当于3年的中央财政教育支出！中国经济完全变成了极少数中外权贵富豪分赃的对象，这种经济对中国老百姓还有什么意义！不仅对当前一代人没有意义，更可怕的是还会掏空我们子孙后代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源！有人总是担心统一台湾会遭受西方经济制裁，其实如果真的发生制裁反倒是件好事情，正好给我们一个改变殖民经济的历史机会，建立起真正平等互利、人与自然友好相处的经济模式，至少能为子孙后代保留一点发展资源。
　　再谈第二个问题，一旦中美交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会给双方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肯定回答：一旦发生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西方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将会立刻陷入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崩溃！俗语讲，30年河东30年河西，虚拟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将使任何针对中国的经济制裁都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九十年代以来，为了加速中国经济的殖民化发展，把中国牢牢钉死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让中国永远成为发达国家的打工崽，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把能耗大污染重附加值低的产业向中国转移，形成了中国实体经济迅速增大、西方国家虚拟经济迅速发展的经济格局。在和平时期，这种经济格局对中国是灾难性的，用跨国公司的话说，就是把利润、财富和资源统统拿走，把GDP增张的虚名和污染给中国留下。但是一旦发生制裁和冲突，情况就会完全颠倒过来，虚拟经济的财富完全是由心理预期决定的，一旦预期恶化立刻就会灰飞烟灭，此时只有实体经济才是真正的财富，特别是一旦发生战争，只有水泥钢铁等物质财富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而股票债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财富会立刻化成一缕青烟。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就如同金元宝和窝窝头的关系，平时竞争虚拟经济占绝对优势，创造财富的绝大部分都会被它拿走，如同是拥有金元宝的富人，而实体经济完全是白干，如同怀揣窝窝头的穷人；可是一旦发生灾难和冲突，金元宝就没有了任何用途，此时能够救命的只有窝窝头，无论平时金元宝和窝窝头的价值相差几何，劫难后能够活下来的肯定是怀揣窝窝头的人，而怀揣金元宝的人必死无疑。所以对中国来讲，经济制裁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目前这种风平浪静的大抽血，如果不发生任何事变地这样抽下去，中国很快就会枯竭衰亡。所以中国不应该害怕西方制裁，莫说是现在发生制裁的优势在中国一边，就是当初中国处于极端劣势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被西方的制裁和封锁吓住，当时毛泽东十分豪迈地宣告"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就什么都有了！"后来的历史事实完全演绎了毛泽东的豪迈论断：我们的确什么都有了。如果再次发生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就不仅仅是中国什么都有了的问题，而是整个中西方关系都会彻底颠倒过来！
        
　　有人可能会担心美国会联合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国内的汉奸集团也这样恐吓我们，其实完全没有什么可怕的。今天大国之间的核战争已经超出了胜负的范畴，将意味着人类的整体毁灭，如果美国愿意成为人类公敌，把人类推向毁灭，那是它的事情，我们无须为它担心。人类能否毁灭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那不是中国单独一个国家能够避免的了的，我们所能避免的只是中华民族被肢解的问题，只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这是中华民族生与死的底线问题，即便是战争加身也不能放弃的问题。我们不希望发生战争，哪怕是有万分之一的和平希望，我们也会全力避免战争。但是我们也绝不惧怕战争，一旦西方国家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就应该采取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逻辑，兰德公司关于台海战事给美国政府的建议就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坚信，美国一定会用原子弹摧毁中国，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安全"。兰德公司给美国政府的建议也恰恰是我们给中国政府的建议：一定要让所有敌人相信，我们有能力把任何一个揿动核按钮的国家变成一片火海，绝不让其中任何一个人活着看到第二天的太阳！为此，从现在起，中国部分经济就应该纳入军事化发展轨道，生产更多的核武器来捍卫我们国家的统一。
　　综上所述，目前我们捍卫国家统一可以说是占尽优势，唯一的弱点和劣势，就是组成这个国精英阶层的高官富豪、学者名流等，越来越多的亲属和财产流向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感情上和利益上越来越和西方发达国家融为一体，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死穴。毛泽东最后搞文革，就是要全民演习克服这一死穴。如果不能克服这一死穴，所有的优势都会化为乌有。汉奸势力历来都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死穴！目前没莫说是毛泽东的大文革，就是普京总统的小文革，也完全能够克服中华民族的汉奸死穴，实现国家统一，奠定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基础。
　　322劫难正在迫近，灾难性影响将超过九一八事变，杀鸡的最后时限已不容拖延，否则就会要么丢掉台湾，要么采用战争手段。写到此处我突然想知道，目前鸡在干什么，便上网浏览，发现类似平安保险等现在已被外资参股控股的几家原国有大型公司正在拼命砸盘，据说带头砸盘的正是平安保险，股价一泻千里汹涌暴跌，这种极其反常的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本来这些要在股市融资的公司应该托盘才对，为什么竟然违背自身利益疯狂砸盘？突然，一阵不祥预感滚过我的全身：杀猴！他们掀起涨价狂潮，以天量规模圈钱，推动股市暴跌，都是在故意激化矛盾，迫使政府动武，创造杀猴条件；如果动武成功，西方国家将顺利控制中国；如果动武引发内乱，就趁机肢解中国，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永久性解决中国问题"

一笑了之

近期伴随着老美在太平洋增兵以及老熊的高调回应，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的迹象显露无遗。各军坛评论对此看法不一，主要还是围绕着老美会不会全面介入这个话题进行讨论。对于老美会不会在台海这个大牌局跟中俄全面摊牌，本文将结合近期局势变动作出简要分析，以求抛砖引玉！
　　 1.中国的决心
　　
　　其实无论就中俄方面还是美欧方面来讲，当前伊朗才是双方争夺的制高点。中俄要想实现伊朗方向的破局，关键是要诱使老美蹋入伊核这个陷阱，来个苏联侵阿的翻版。而老美要想在伊朗有所突破，就必须在别的地方拖住中俄（对俄来讲是中欧东欧方向，对中来讲则是东亚台海朝核方向），只要能暂时吸引住中俄的注意力，等到自己占领伊朗成为既定事实，那么自己的全球霸权再维系个三五十年就不成问题。老熊在东欧中欧的偃旗息鼓，胡哥对台独的严厉反应，已经表明中俄在台海寻求突破的决心。而老美在中欧中东两拳打空，中亚巴铁局势插手无望的情势下，东亚台海问题则是最后一张王牌。双方各有打算，会猎台海，才有今天的精彩对局。对中国方面来讲，要破局无非就是西进东出两个选择，但是谁先谁后，颇有讲究。对于中国而言，现阶段伊朗方向才是核心所在，如无必要，应该先解决伊核问题，台海问题则应退居其次，可以回头再来解决。但是面对背后的中俄因素，老美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台海阿扁顶风搞事（当然这一点要归功于老美的幕后操劳），给双方带来了破局的契机。双方各有所需，所以就互相送给对方一个陷阱。
　　
　　台海之战，会不会打？中国方面已经宣布"公投"即是"反分裂"法所规定的"台独重大事变"，既是"重大事变"，那么说出去的话可没有收回来的先例，开打是无疑的。既然要打，那么中央到底下了多大的决心？做了多坏的准备呢？从中国内部来讲，疆独，藏独，台独是当前国家面临的三大分裂势力。如果"台独重大事变 "中央都没有严厉措施应对，那么其引起的疆独藏独连锁反应将是剧烈而深远的，执政党的执政威信也将受到质疑。可以说，收台之战，不仅关乎到国家领土完整，民族荣辱兴衰，更是考验一个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试金石，收台之战若败，其引发的社会后果和政治灾难是任何一届中央政府和任何一位最高领导人都无法承受的。鉴于台海之战的重要性，一旦开打，其烈度和范围可就不受外来因素所影响，一切皆以收台为最终目标，一切皆要为成功收台服务。老美若是胆敢介入，将战争控制于局部范围内的幻想只不过是其一厢情愿，中国方面会不惜一切代价换取收台之战的胜利，包括对等摧毁（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承诺？呵呵，国家都要灭亡了，承诺还有什么意义？白纸黑字的条约都可以被撕毁，何况口说无凭的承诺？）。因此，对于台海之战，相信中央是作了最坏打算的。如果说伊核问题是关乎中国今后一阶段发展的核心问题，那么台海问题则是现阶段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核心问题。台海之战，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2.老熊表态
　　
　　中欧东欧两个方向上偃旗息鼓，只不过是老熊秋后算账的一个策略，目前策应东亚方向破局才是重中之重。前几天俄战略轰炸机造访倭国飞越美航母编队上空已经清楚地向各方表达了自己的战略取向，可怜老美忍气吞声，南海撞机南联盟"误炸"时的霸气全无，牙打掉了往肚子里咽的滋味可是很不好受啊。老熊这次飞行的意图不只是在牵制老美，还要告诉小日本：你要是敢搞明里一套背地一套，后果可是很严重哦！
　　
　　 3.老美的算盘
　　
　　针对可能的台海之战，老美可能介入是软骨头们整天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但是老美究竟会不会介入，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是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这百分之一的可能性赌的是布什脑子里进了水，才会为了台湾这个可有可无的桥头堡赌上自己的身家性命。美国深陷伊拉克泥潭，面对巨额军费开支和伊朗欧元石油的紧逼以及国内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元崩溃的危险迫在眉睫。因此终结伊朗对欧元的力捧，完全掌握中东石油这一世界经济命脉，是让美国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
　　
　　然而伊朗背后的大国因素又令老美对攻打伊朗心有余悸，毕竟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教训仍然历历在目。如何转移伊朗背后大国力量的注意力就成了老美实现全球破局的关键。中欧东欧两张牌打出后，效果差强人意，对家没有接牌；中亚巴基斯坦布局又被老穆强力破解。剩下唯一的王牌，台湾，虽不情愿，但是也不得不打出去了。而且好像对家也颇有顺竿上树的意思。呵呵，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契机啊，一边是声东击西急欲破局，一边是将计就计磨刀霍霍，双方一拍即合，台海之战大幕已徐徐拉开。
　　
　　那么作为主角之一的老美，在台海这场大戏上头究竟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虚晃一枪，还是全面摊牌？答案其实早已经写在布什脸上了，只是软骨头们心底里的绵羊心态让他们始终不敢面对这个现实。台湾对于美国来说，只是一个暂时围堵中国（暂时的哦），随时可以拿来跟中国讨价还价的一个劫材，充其量就是一颗随时可以进行利益交换的"棋子"。而伊朗对于美国的重要性，相当于一个心脏病突发的患者对于速效救心丸的依赖，丢掉了伊朗，就丢掉了世界，丢掉了伊朗，就丢掉了现在所拥有的世界霸权，美元崩溃的后果，就是老美版的苏联解体。
　　
　　伊朗和台湾，一个是核心利益，一个是边缘利益，布什虽然不高明，但是还不至于弱智，孰轻孰重，都看得清清楚楚。再退一万步来讲，就算老美两个都要，那么老美只有两条路：一是全面介入台海，跟中俄在东亚火拼，将中俄打残，最后收拾伊朗。二是有限度介入台海，西边伊朗方向同时动手，两线作战。对于第一条路，是同归于尽，人类毁灭的死局。老美要全面介入台海，其所要面对的可不是塔利班或是萨达姆，对手是同样具有对等摧毁能力的中国龙和俄国熊。台湾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在上面已经提过了，中国政府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承受台海之战失利的后果的，所以这就决定了中国方面在台海之战上必将倾尽全力，不惜代价，当然包括解封核武。而让俄国熊坚定地站在中国这一边，并不是因为其大义凛然锄强扶弱，唇亡齿寒的千古良训以及前一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叶利钦时代的休克疗法和政治上的西化并没有改变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围堵策略），生存的压力迫使两个大国走到了同一阵线上。老美敢于全面摊牌的后果，那就是大家一起死，这条路当然是不能走的。而第二条路，老美更是走不了，不是不愿意，而是已经没有那个实力了。
　　
　　老美现在陷入伊拉克泥潭，阿富汗塔利班蠢蠢欲动，大有死灰复燃的意思，现在再让老美同时开辟另外两条战线，你给他用泰国神油都不行啊。一个台海就让它吃不消（而且还得是中俄保持克制，不对老美本土进行牵制的情况下），若是攻打伊朗没有三十万等于免谈。双线作战，老美经济能支撑几个月啊？那么既然全面摊牌并不可取，双线作战又不太现实，那么伊朗和台湾就要选一个，是紧紧围绕核心抓住时机一举破局，还是要为了不相干的"棋子"甘冒风险同归于尽，傻子都会选出正确答案，何况布什？这么看来，老美的战略意图就已经很明显了：老美近一阶段在各个方向上的动作（东欧反导，科索沃，阿富汗，巴铁，台海，甚至加沙危机）都是为了伊核破局这个核心服务的，这些个烟雾弹，胡萝卜，咸猪手，一切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最终实现伊核问题伊拉克化创造条件。而现在的台海危局，在老美看来，则是最好的破局之战导火索。只不过老美在给中俄设下这个圈套的时候，却不知不觉掉进了中俄更大的陷阱里头，这就叫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那么大家可能要问了，既然老美已经不打算介入台海，那么现阶段双方的实质性准备工作又怎么解释呢？这里不妨结合最近各方的几个动作再做个简要的综合分析。中国方面，前一阶段对台海当面的军事集结，空军移防以及中程导弹部署数量的增加，都说明了中央对台海局势是作了充分准备的。二月初国台办中台办对台问题的声明可以理解为对台湾方面的最后警告：红线可是加粗了的，看不到的话"沉重代价"可要自负哟。而面对近一阶段老美持续增兵太平洋，中央也一改过去"大国 PK，口水先行"的作风，一反常态的沉默应对让对手倍感焦虑。老熊近期战略轰炸机分别与老美和日本亲密接触，已经明白无误的表达了自己的站位立场：一旦开打，战场可就不局限于东亚台海了。至于老美的增兵，前文也已经说过了，不造点势壮壮胆，小弟们怎么会死心塌地往前冲？其实看看老美的兵力部署就知道，要想全面介入台海火拼中俄，就靠那两艘航母三条海狼，够干什么的？迷魂汤而已，中东那边才是高压态势啊！对于老美介入的问题，往往准备得越充分，有的事情就越不会发生。各方的动作，只不过是为了表达各自的态度和决心而已，各有各的目的，各有各的方向！
　　
　　总结一下，光就近期各方的动作来看，表面上剑拔弩张，可是局势还是要按套路走的。核心利益不一样，战略决心和战术上的取舍就会有差异。没有人会弱智到西瓜不要要芝麻的地步，那是傻瓜才会干的事情。但是从中俄的准备来看，确实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要摊牌，奉陪到底；老美要是认怂，那么牛刀杀鸡，又快又稳，西边也需要这个速度么！综合来看，鉴于中俄拼命的架势以及老美在伊朗这个核心方向的破局需要，台海全面摊牌，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台海之战，老美没有必要，更没有胆量跟中俄摊牌。但是还是那句话，有备无患，做足了准备，才能达到最大的威慑效果，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情况发生

一笑了之

序语：
　　　　
　　实际在探究藏南问题时，首先引起我很大兴趣的是，所谓“九万平方公里被占”一说本身就遭到了进行了严肃考证的网友的怀疑。根据“地图爱好者联盟论坛”网友Elite提供的利用中印双方数据计算得到的结论都是——中印边界东段有争议地区中印度控制区域面积约在六万平方公里左右（注一）。
　　　　
　　然后发觉的是藏南地区（现印控区）复杂的历史归属及渊源（以前虽略有耳闻，但毕竟所知零星），既有达旺等地历史上明显受到西藏地方管辖的；也有如下察隅这样，只是在清亡前两三年中国势力曾经短暂到达过的；还有珞隅在现代之前，既没有受中国（西藏）控制，也不在印度（英国）治下的地区。后二者，似乎与中国（西藏）更多联系是宗教文化或种族上，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管制（注二）。
　　　　
　　另外关于62年对印战争在一片胜利之声中突然单方面停火，然后在印度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之时就全面撤军，基本回到原实控线的原因，我就比较熟悉与肯定了——其实一般的业余军事爱好者也都明白——天然地理、气候条件导致的后勤保障难以长期保证是我军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注三）。这直接致使PLA无力在藏南地区和印军长期大规模作战，主要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当然，当时还有另外一些对我不利的因素），62年的军事胜利才没有能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对于争议地区的实际控制。
　　　　
　　总而言之，藏南问题的来龙去脉与现今坊间最流行的简单化解释之间有着相当的实际距离，它或者放大了说——中印边界问题——大背景其实是和整个西藏从19世纪末直到 20世纪60年代初与中国主体分分合合的历史纠缠在一起，不了解这些，也就无法了解中国没能及时将藏南纳入有效管制之下的种种原由。小子不自量力，竟欲作一小文，以对藏南问题的历史及背景略作管窥之引。然而以在下的浅薄见识，文中充满谬误自是难免，所以还请方家不吝斧正。
　　　　
　　正文:
　　　　
　　首先，按中国写文章的老规矩，先得上一堂历史课。本文本来就是要谈历史的？那就先讲更老的历史。没从盘古开天、三皇五帝说起，就已经很节略了^0^
　　　　
　　西藏现在毫无疑问是中国的领土，但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把西藏归属中国的起讫一直上溯到唐朝，那确实有点夸张了。吐蕃是唐朝最大最强的外敌，双方在长达百年里一直打得你死我活，所谓“甥舅之盟”的“友好交往”，其实不谈也罢。总而言之，唐朝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认为吐蕃是自己的藩属。五代十国，中原混战，而到了两宋时期，吐蕃已经崩溃，而赵匡胤以玉斧划界后，对大渡河以西不闻不问成了中原政权的国策，西藏地区几乎从（中国）史书上消失了。元代设理藩院，可以说是将西藏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统治之下的开始，但元对西藏完全是遥控，既没有派军队也没有派官员进藏驻扎，西藏此时基本仍然属于是外藩。明代对西藏方向的边疆政策和元差不多，甚至在青海方向还有收缩。众所周知，明代对于开疆扩土，开国初叶之后一向没有什么大兴趣。西藏无可否认的归于中国，不得不说是清朝的功劳。
　　　　
　　其实据我个人看史料得出的印象：清开始时对西藏本身兴趣也不大，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利用喇嘛教控制蒙古高原各部落，所以清皇室才装出是藏传佛教（即俗称的喇嘛教）信徒（注四），与藏传佛教的高层不断交往，许以厚利，引诱他们倒向清方。随着清与准噶尔在整个中国西部的长期战争，清廷更逐步认识到，西藏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地缘战略上对中国整个西部的安全与稳定都相当重要，于是日渐倾向于将西藏直接收入版图。康熙年间，清军入藏驱逐了准噶尔部，结束了长期以来，西蒙古部落对于西藏世俗政权的轮流控制。不过，此后不久，可能出于政治原因或是后勤问题，清军也又退出了西藏。西藏内附最关键的转折出现在1793年，尼泊尔的廓尔喀人入侵西藏，清廷应西藏的求救，派军入藏救援，击败尼泊尔后（尼就在这时也成为清的一个外藩），订立了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长留驻军，并规定驻藏大臣为西藏世俗权力的最高人物，又以“金瓶掣签”制度直接控制了达赖、班禅等喇嘛教主要活佛的产生，由于喇嘛教及其高级活佛在西藏的特殊地位，这种制度不但进一步加强了对于西藏的控制，更证明了西藏的最高权力已经合法转移到中国中央政权手中。可以说，以此为标志，西藏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但是，由于文化及地理、气候原因，终清一朝，都没有对西藏实现改土归流的改革，旧藏地方政府仍然完整的保留了下来（作者注：旧藏地方政府名称一般被叫做嘎厦）控制，历任清驻藏大臣，除了对于少数重大事件和涉外及安全事务会比较积极参与外，对大多一般事务方面往往不加过问，长期如此行事之后，其甚至处于被架空的状态。所以，西藏的实际行政权力仍然基本被政教合一的嘎厦控制。清亡前数年，由于英国势力不断入侵及与以十三世达赖为首西藏地方政教势力的一系列冲突，清曾再次派遣大批军队入藏，直接控制了西藏，驱逐并宣布废黜了十三世达赖，并计划在西藏进行改土归流，但没来得及实施，辛亥革命就爆发了。辛亥革命后，由于内地大乱，再无人过问西藏，藏族地方势力趁机击败军心动摇的原驻守西藏的清军，并迎十三世达赖回到西藏，其后在西藏建立起了一个以达赖为首的政权。这个政权对内以政教合一和农奴庄园制为基础，对外主要依拢英国、对抗中国，由于各种因素，这个小政权成功维持了近四十年不受挑战的独自统治西藏，甚至偶有“对外斩获”。这段时间自然也就成了如今达赖流亡集团心中最美好的“黄金时期”了。
　　　　
　　这里俺忍不住要暂时扯开主线，谈几句题外话——如今，所谓的“西藏香格里拉论”甚嚣尘上，不仅在欧美，甚至在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小资”或是“艺术家”声称西藏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如何符合“天人合一”的精妙思想以及如何“与自然最和谐的相处”，其中很有人或明或暗、或曲笔春秋或赤膊上阵的批评近几十年来对于西藏社会及生活的改变。俺并不反对如果有人自己愿意，可以去过“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但据俺所知，至少俺们国内这些最“热爱纯朴充实的自然生活方式”的主大都住在钢筋混凝土森林的大城市中，似乎没几个打算把户口搬到西藏去的，即使是西藏首府的拉萨市都不干。当然，如果进一步要求他们捡牦牛粪生火、几年不能洗澡确实属于故意出难题了，虽然这确实是西藏原来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本来，环境保护和与自然和谐相处都是完全正确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意境也确实令人向想不止。但万事过犹不及。把原来实际极为艰苦的西藏平民生活吹得天花乱坠原本是达赖流亡集团与外国一些媒体、作家基于共同利益（外国人倒不一定都是出于反华，很多更是为了名气、金钱和推销自己的理念）结成的宣传同盟所为。实际上，人类社会进入近代工业化以前，都可以说有一副“田园牧歌” 式的外表，但在这个外表下，是现代人无法接受的营养不足、疾病流行、短寿易折，更不用说信息闭塞、等级森严了。西藏旧有生活方式有一些好的方面，但它更有差的或者说不适应当代现实的一面，当外界的情况、影响足够多的渗入之后，就不可能继续不变的维持下去。最简单的例子：对于一名普通孩子来说，可口可乐就是比无任何污染的天然矿泉水更好喝；对于几乎所有的普通人来说，电视（通常是各式各样的肥皂剧和综艺节目）的诱惑力也远远超过了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传统戏剧。虽然我们这些来自城市的旅游者多会认为，前者都是垃圾，后者才是极品。但我也相信，把任何一名这样认为的外来游客扔进“原生态或田园地区”三个月，回来后他（她）的首先最想做的事十有八九就是一边大嚼“垃圾食品”一边看“垃圾节目”。至于那些能对遇难的登山队员,大唱“胆敢挑战神山的人死得很好”的 “充满对人与自然和谐平等相处之爱”与“真正尊重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和文化选择权”的“爱心正义人士”，他（她）们这种人的所谓“爱心”与“正义”，只不过是一堆狗屎。
　　　　
　　

一笑了之

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1912年后影响西藏的大环境、大走向，大家一定比较熟悉了。民国年间，中国长期混战不止，北洋政府时期几乎是对西藏不闻不问，国民政府时设立了蒙藏委员会（它的另一个针对对象是外蒙），并成功说动在拉萨设立了联络处，但除此之外，实际收复工作也没有多大进展。这段时期西藏在实际管制上是完全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现在达赖集团制造的“独立西藏”的理论主要也正出在此。不过幸好的是，由于旧藏那些活佛、贵族们的水平还远比不上清末的军机大臣，再加上当时英俄大角逐尚有余波的因素，旧藏政府没能实现得到外部正式承认其独立的企图，使得中国对于西藏整体的主权，在法理上并没有受到致命的挑战。但这期间发生了一桩对后来的藏南甚至整个西藏问题都影响深远的事情，对了，就是1913年10月至1914年 7月间导致“麦克马洪线”出笼的西姆拉会议。
　　　　
　　其实在西姆拉会议上，英国的野心远不止于要划一条中（藏）印东段的麦克马洪线（附图九-1)，事实上，那仅它的次要目的。它的主要目标是将整个西藏（还不止于现西藏自治区的地理区域）都从中国实质分裂出去，以作为英控印度次大陆的 “缓冲区”的计划（附图九-2，请注意所谓的“内外藏分界线”）。不过这没有得逞。对此，可以参考Alarm兄已在河里的转过的《“麦克马洪线”的三重含义》一文。具体来说，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3月24日，英方代表在德里与藏方代表夏扎一份秘密换文中，在附件中以粗略红线划了一条划分印藏边界东段的地图。夏扎签字真正的理由已经不得而知，一般认为，既是因为他畏惧英国两次成功入侵西藏的历史而屈服于英方的压力，也是由于垂涎英方私下答应赠给西藏的5000支枪、50万发子弹（后于1914年出售给藏方），及将在外交及其它各方面上支持西藏的许诺。旧藏政府一开始对麦线的态度如何，如今已无从确实考证，可以肯定的倒是：当时他们中大多数人更关心的是“汉藏分界线”，而且他们对此的胃口大的惊人，对夏扎这方面的成果很不满意，例如十三世达赖就在召见夏扎时，就指责他同意将藏区分为“内藏和外藏”，而不是在坚持在条约中将整个藏民聚居区域都划为“西藏”（《喇嘛王国的覆灭》P33-34 美梅.戈尔斯坦著，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似乎达赖对于割让麦线以南并没有表示太大不满，当然这也可能是达赖或记录者更关心其它方面的缘故。而且由于英方认为让西藏保持在中国一个虚宗主权之下的实质独立对英国更有利，并把此写进了西姆拉条约，这更令藏方不满（喇嘛和嘎伦们想要得到完全独立的承认）。所以当后来发生达旺之争时，旧藏政府以中方没有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为由，表示不承认这条边界线（但1959年达赖出逃后就又承认了）。不过，也必须说明的是，这种否认并不彻底干脆，而是用词相当含糊。根据以后多年藏方各次表述，可以比较肯定的推断：藏方对于麦线，至少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真实底牌是暂不承认，等英方能迫使中方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或者以新约方式使中国承认西藏独立，西藏方面就会承认麦线作为对英方的报答（注：此推断主要基于《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提供的资料）。不过不管藏方内部是如何打自己的如意小算盘的，藏方毕竟没有否认夏扎的签字效力，所以签约之后，英方对于麦线还是非常满意，梅.戈尔斯坦记录到一位查尔斯.贝尔爵士（抱歉，没查到他官居何职，从语气看应该是个大人物）总结在西姆拉会议上英国的收获“……五。西姆拉协定包括割让西藏的达旺地区给我们，这片土地大约有2000平方英里，西藏还割让了东北部边境地区部落的一大片土地……”（《喇嘛王国的覆灭》P33）
　　　　
　　附图九-1 麦线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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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九-2 西姆拉条约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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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英国人并没有马上公开“麦线”，并予以占领。相反，他们甚至对此长期保密，国内学者说到这节时，往往说是因为英国自觉其行为不符合 “正义、公平”的原则，所以感到心虚。这简直是笑谈，英国在漫长的殖民史上，什么时候因为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就心虚、停止入侵过？或者说，他们的行为有多少时候是符合真正的公平、正义原则的？西方现在的主流解释是由于其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从印度平原进入这些“未开化的荒野地区的困难”，使英国没能马上采取行动，而后又由于官僚体系作风的缘故遗忘了很长时间，这倒似乎更符合逻辑一些。不过，对于后半段，我更倾向于认为，英国一方面也是在等待更好的时机。有此怀疑，除了这本就是英国人一惯的风格之外，很有一部分是由于麦线问题再现，确实正是在1934-1935年间，当班禅返藏问题成了西藏的头等大事之际，而英国实际动手抢地，则又主要集中在1938-1944年中国陷入艰苦抗战、而西藏又积极谋求独立，而都不敢得罪英方的时候。不过在实际上，在英方、甚至藏方眼里，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围绕麦线的争执其实已经主要集中在仅占藏南一小部，与西藏本部关系最紧密的达旺地区了，最多还包括达旺以南的德让宗的部分区域及麦线附近的一些有宗教意义的山、湖，这对以后中方对藏南的要求很不利。不过1935年恐怕没人想的那么远，且以力量对比，对于当时藏方仅企图主要保住达旺地区的这点，恐怕也不能太苛责。
　　　　
　　1935年英国植物“探险学家”肯东瓦德（F.Kingdom Ward）事件，是引发达旺实际之争的主要导火索。肯东瓦德事件本身还是老一套——未经许可自行入境，私自采集标本，被地方官吏逮捕，于是大英帝国表示严重关注其臣民的命运云云——我们就不谈了。反正据说（当然是英国人说），在对肯东瓦德是否确实越境的调查过程中，英方官员“再次发现”了麦线，随后当然是据此提出了领土要求。嘎厦由于在班禅事件上正有求于英方的支持，所以对此事采取了含糊的拖延战术，除了并不实际撤退驻达旺地区的人员外，在口头上不时说些英方爱听的话。以至于当时驻拉萨使团负责人帕特（Battye）中尉在电报这样向英国政府报告——“西藏政府已表明坚持与肯东瓦德案件相联系的那条红线（即麦克马洪线，作者注）。”（《喇嘛王国的覆灭》P235，摘自英国原印度事务部档案，L/PS/12/4200，印度政府国务大臣致新德里外交和政治部的电报）
　　　　
　　另外对此事，后来中央派遣入藏工作的高级干部杨公素引述嘎厦官员的回忆说：他们（英国人）是根据西姆拉条约后的附图提出这一要求的（因为藏方是正式签过字承认西姆拉条约的）。这就又有个问题——西姆拉条约后的附图上到底是一开始就和那个私下换文中麦线是重合的，还是原来两者是不同的——按说原始地图的制作者都是英方（中方在会谈中受到有意的边缘化，而藏方，按英国人的说法是“根本不懂画地图”），两者重合完全是合乎逻辑的，杨公素的回忆中，似乎也是这个意思（原话是：“他这里所指的条约附图说的是西姆拉会议由英藏双方而中国未签字的所谓西姆拉条约划分内外藏的红蓝线附图，图上的红线是划分中国内地与西藏外藏的界线，英国人在这里做了个手脚，这个划分西藏与中国内地的红线，其中从云南的尖高山以西到不丹与西藏交界的一段，就是夏扎与麦克马洪私划的印藏边界的一段即‘麦克马洪线’相合是一条线。”《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
　　　　
　　但另有一种说法——英国人在1938年重新出版1929年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时，篡改了该卷中关于西姆拉会议的原始记录，伪造有关“麦线”内容，塞进该卷的西姆拉公议内容之中，而出版日期仍用1929年原版日期。并在伪版本出版后，下令把1929年的原版本大量销毁了。这种说法似乎也不无可能，比如在梅.戈尔斯坦先生的《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也提到1936年英方将《西姆拉条约》收入《艾奇逊条约集》中时未附地图（P236，另，这里时点与上述 1938年有所不同，有可能是其中一方记述有误，也可能是西姆拉条约收入《艾约集》与《艾约集》公开出版的时间不同），但我没有见过所谓1929年《艾奇逊条约集》14卷“两个版本”的对照，不敢轻易采信这种说法，仅录于此，供读者参考。
　　　　
　　在此后几年，英国人开始了对藏南地区实际大规模占领。1938年4月，英军上尉莱特福德（G.S.Cinghtfoot）首次率军进入达旺，同年，英国驻亚东商务商务委员再次正式提出要占领达旺。1940年和1941年，英军分别在卡科（Karko）和达旺东部思昂河畔的热嘎（Riga）建立了军事哨所。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英国人来说，是欧战的爆发），英国并没有马上占领达旺地区。但到了1943年，英国争夺达旺的行动又开始积极起来。1943年3月英印政府给嘎厦的备忘录中，有要求噶厦召回其驻达旺地区人员，并停止对更南边的如巴、歇尔岗、噶拉塘等地的征税。1943年4月噶厦外交局给英国复信。其中提到关于达旺地区的内容，仍坚持达旺地区是西藏地方。但表示承认达旺以南的如巴、夏贡（歇尔岗）、噶拉塘等地区为英国属地。据杨公素回忆，嘎厦官员柳霞与他谈到这个复函中放弃如巴等地的原因，是说噶厦当时还想依赖英国得到武器与资助，并保持西藏贵族、寺庙去印度经商的便宜，不愿与英国搞僵。此后，英国又在1944年分别侵入占领了下察隅的瓦弄地区，以及达旺地区色拉，并于1944年9、10月与藏方的会谈中，企图再次用“支持西藏独立”的许诺来换取领土让步，但受到了藏方的拒绝（1945年3月原西藏外交局至锡金专员代理巴布洛桑信）。（以上资料来源于梅.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和杨公素的《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
　　　　
　　然后，时间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长期内战终于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告基本结束，新中国政府很快把目光投向了西藏。1950年，就在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之际，以18军为主力，组建了进藏部队，经过众所周知的军事、政治双重手段斗争，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新中国中央政府和旧藏地方嘎厦政府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也就是俗称的“17条协议”。1950年10月26 日，第18军先头部队到达拉萨。　　
　　　　
　　几乎与此同时，同样独立不久的印度（但印度是和平独立，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新政府按预定计划从英印政府手中接管了政权，除了印巴分治带来的几个月的难民潮外，印度的独立过程可以说是按步就班，相当顺利的），乘新中国成立之初忙于他务，还无暇也无力顾及中印边界问题之机，于1951年2月派兵越过西山江、达旺河，占领了达旺；印度在侵占达旺前后，还侵占了“麦线”以南门隅的马果等地。10 月，印军又在直升机的配合下，侵占了上珞瑜的巴恰西仁地方，在梅楚卡等地强行建立兵营。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军反而进一步加紧侵吞，到1953年印军基本上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此后，印军又越过“麦线”向北推进，侵占了西藏的兼则马尼等地 。
　　　　
　　　　

一笑了之

　　　　
　　因为这段时间上有所重合，现在很有些人指责当时入藏的PLA没能尽到保护国土的责任（即进藏后没有马上派兵去麦线以南驻守，并驱逐已有的印军），甚至有人据此并联系到62年的胜后撤军，声称从一开始，新中国的领导层就有一个准备放弃藏南地区，以讨好印度的政策。其实，这种推测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其它的理由先不说，首先，在 50年代早期，中央根本就不知道藏南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麦克马洪线也只有极少数人听说过，但却没人见过，就是想“卖”也无从“卖”起。前面说过，这条 “麦线”一度长期被英国人保密，而新中国政府既没能继承原来的国家外交资源（都拿到台湾去了），自己培养积累的外交人才和资料也相当匮乏，更无法相信英国人或印度人（总不见得就以他们提供的资料，作为自己去谈判的佐证），而一直到1953年底，中国政府开始与印度进行有关西藏问题的谈判时，嘎厦才向中央代表提供了藏方所藏的“麦克马洪线”原图。——据负责接收的杨公素所说，那是一份大小不到一平方米的地形图，但既无等高线，也没有任何文字说明，只有一条西起不丹与我国西藏交界处、东至中缅尖高山交界处的红线。他还问及是否有其他文本协议或条约性质的文件时，噶厦予以否认。其实还有一个换文，这个图只是换文的附图（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从这里可以看出，直到这时，中央都还不完全了解当年到底在“英藏划界”上具体都发生了什么。
　　　　
　　还有一个插曲，当时嘎厦同时还提供了另一份图，声称这个图划的就是被英国历年来侵占的西藏土地，那张图从拉达克一直到阿萨姆，甚至包括了锡金和大吉岭区域在内大片土地。可是它的划法同中国旧时各省地方志划的界线图一样，只有山水河流，既无经纬度，也无等高线，东西南北方向是用藏文写在图的边侧上。噶厦认为这些都是英国从西藏夺取的地方（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作者注：这里要解释几句，拉达克地区在现中印边界西段印方一侧，所以前面没有提到。这个地区的原住民族与藏族属于同一族系，主要也信奉藏传佛教，所以西藏地方政府也视拉达克居民为藏人，对其派过差役，并据此将拉达克视为自己管辖地。但克什米尔的印度统治者（这里的“印度”是指英殖民以前的概念）也认为拉达克是他的统治区域，双方为此还打过仗，从此看，拉达克原来应该是两属地区。1846年英国吞并查漠—克什米尔后，声称拉达克是克什米尔的一部分，应归英印政府统治，在未等清朝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便悄悄占领拉达克地区（邓礼峰《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英占领拉达克的具体时间没能查到资料，根据逻辑推断，应该至少在1865年英印当局派遣印度测量局官员约翰逊潜入新疆南疆地区“勘察”之前。至于亚东以南的锡金等地，老实说，更算不上西藏的固有辖地，那里只能说是由于宗教等因素，可算是西藏的“属藩”（注五）。）——由于似乎要价过高，所以从以后的事态发展看，中方并没有按着这份地图去和印度谈边界，仍然是以否认西姆拉条约及德里换文的有效性为理由，主张中国与印度之间从来没有划过界，只有一条习惯线（注六）。
　　　　
　　那么51-53年间，PLA为什么没有分兵到藏南呢？实际上，还是因为旧藏嘎厦政府与中央之间斗法、牵制的缘故。众所周知，“17条”其实是昌都战役打出来的，嘎厦方面对此深怀不满的人多的是，或者说，根本就没几个旧藏官员、喇嘛不想着把PLA早点赶走，恢复从前自己独尊的地位。而且这批汉人还和从前的蒙古部落、满清朝廷不一样，即使从17条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可不准备满足于仅挂个宗主虚名的地位。而且旧藏的老爷们再闭目塞听，也知道新中国是不可能永远容忍西藏维持旧有的政教合一与农奴制度的。而根据17条，西藏地方的实际行政权力又仍然基本都掌握在旧藏地方政府手中（这种状况基本要一直持续到1959年叛乱之前）。结果就是旧藏的权贵们变着法子给PLA制造限制和麻烦，最突出的方面就是尽可能不卖东西给入藏部队和工作人员，甚至包括基本食品。出于政治原因，PLA又不能强迫他们出售物资，这在后勤上给进藏部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时西藏不通公路，从数千里之外的成都、兰州地区运输物资，成本和损耗大得惊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为了保证进藏部队的给养需要，全国的骆驼就几乎死了近一半（骆驼在青藏高原上似乎比骡马更适合远途运输）。再加上政治上安抚旧藏势力的需要，所以实际进藏的部队人数并不多，而且基本被局限在拉萨与内地进藏道路沿线。这段时期的情况（张国华后来对这段时期的西藏局势，曾总结为“军事上我们有优势，政治上嘎厦有优势”），自然无法分兵到边界上去了。

一笑了之

　　　　
　　到了1953年，中国政府在西藏（这里及以下出现类似情况，都仅仅是为叙述方便起见，没有任何将西藏及其原地方政府与中国及中国中央政府在政治地位上并列的含义）已经初步立稳了脚跟，朝鲜战争也签约停战了，中国开始能腾出手与印度谈判解决关于西藏历史遗留的问题。不过一开始的中印谈判并不是主谈边界，而是印度在西藏的特权问题。也许现在很多人也已经不知道了。印度直到50年代初，一直在西藏拥有大量特权，甚至有驻军，这是继承自英国两次侵藏战争的“成果”。印度驻军主要地点在江孜（就是《红河谷》历史背景的所在地）和亚东，特别是其中与印度最接近的亚东（虽然理论上当时还隔着一个锡金，但从印度一独立始，锡金就完全被印度彻底控制，这个也是继承自英国，所以其实中印在锡金-亚东一早就是直接接壤的，这个也可见《锡金政治史概述》中的相关介绍），实际上是处于印度的占领之下。中印谈判自1953年12月31日始，到1954年4月29日双方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不过这份协定本身主要是规定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正常的交通通商来往办法，取消印度在藏的特权则在作为附件的一件照文（注七）中。这个条约签署之后，中印关系的友好程度也一度达到了高峰。比方说此后不久后举行的万隆会议前后，公平的说，尼赫鲁为中国作了不少外交疏通工作。在对待中国在西藏的问题上，印度不但完全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这点很重要，由于印度对西藏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联系，印度的承认使得西方一些国家一度企图制造的“西藏是个独立国家”的计划破产），而且在1954-1962年期间。中央驻藏军政人员的供给大半由印进入，大大减轻了进藏运输的压力（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直到62年，内地入藏的交通还是多么困难）。这里再提一下这份协定后来的结局（后面就不再提了），62年边境战争后，这个协定原定的8年有效时间也到期了，印度拒绝延长，此后印（中）藏间的贸易和交通往来就长期中断了。另外顺便说一句，中印在为领土争议反目后，印度也有学者、政客对尼赫鲁批准这份协定大加抨击，认定当时印度让步太大，而没有把此些筹码与边界问题挂钩。
　　　　
　　1954年起，驻藏PLA开始逐渐向边境地区分兵驻守，并着手进行对中印边界的调查研究工作。这里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各种因素外，我认为后勤交通条件有所改善也是一个重要客观因素，1954年12月25日，西藏历史上的第一条公路全线通车（不过，大家也都知道，虽然通车了，可进藏公路由于地质和气候原因，每年都会时不时要中断一段时间，短则一两天，多则几个月），中国在西藏的底气粗了不少。随着PLA进入中印边境地区，中印在边界上矛盾与冲突于是就不可避免的频繁和尖锐了起来。
　　　　
　　这仍然主要是由于印度继续采取 “全面的向中印边界进军”的政策，即能占领的就占领，一时不占领的也常派巡逻队来视察。在阿里方面（即中印中、西段边界），在过去原英印时代占领了什普奇、普兰江巴、香扎、拉不底、巨哇、曲惹、沙则等地的基础上，还占领了桑，葱沙。1954年后又新占领了楚鲁普、波林三多，还强占桑格藏布河西岸属西藏的碟穆绰克（印称阿里与拉达克在这条河上以河为界）。在中印边界东段（即“麦线”一段）印度越“线”占领朗久、马其顿。在中段，印度1956年后又派边防部队占领乌热。在同新疆接近的地方，印度逐渐派军前来“巡逻”到阿里新疆公路控制的国境线，即企图巡逻阿克赛钦地区（这些情况是PLA报告给中央代表的，嘎厦方面，据与中央联络的官员柳霞称，有些嘎厦并不知道，有些知道，也交涉过，但都没有向中央转述过）（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
　　　　
　　在中央驻藏人员请示后，外交部下发了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注八），后来又发来中央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就是中印边界以稳定为主，确保我已控制线，避免武装冲突，印方过去占领的地方要收集证据视情况时提出交涉，新占领的通过交涉撤退。据杨公素回忆说，这一方针的背景是——当时中方还只认为印度的企图是在继续占驻英国的侵占线，占着对他有利的控制线点，制造纠纷，迫我谈判承认它的边界主张。如果杨说的确实是当时中方包括高层在内的对于中印边界的真实想法，那么可以说，这时中方是幻想通过谈判，以类似亚东等问题的方式一样解决问题，这里是有判断失误的（对印方的决心）。根据这些指示，PLA派出了边防部队进驻一些重要据点，并对另一些地区如乌热等派出巡逻队，以求阻止印军进一步蚕食。对印军占领的地方则采取交涉，加强对边界地区情况的调查（亦见注八）。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乌热”这个地点同时出现了在当时中印行动的范围内。不错，这个“乌热”确实成了中印最早的正面直接争夺边界地区之一，并成为双方正式谈判的由起。乌热是个高山牧场，当地人把它当作夏季牧场，同时也是印藏间的一个边境贸易市场，传统上，藏方宗本会来收税。1956年，印方突然派出人员赶走藏方人员，此事报告外交部后，中方将其作为印方新侵领土开始与印度交涉（后来发觉其实乌热纠纷已经有年代了）。1958年（外交部的动作真慢），中方代表（这代表里又有杨公素，此公当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真可谓是少有的主要当事人了）前往印度与印方谈判，这是中印为领土争议进行的第一次官员级的谈判。谈判中双方连谈判区域都没能达成一致，不过据杨公素回忆说，因为当时并未交峰辩论，所以“气氛良好，谈判空虚，无果而散”。
　　　　
　　中方代表回国后，去北京外交部汇报谈判情况，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听后，对中印边界原则发表了重要指示——“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仍应是在边界未经两国政府商谈确定前，力求使边界现状能够稳定下来，既要坚决阻止印度新的侵占阴谋，也要严守中央业已批准的控制线，不越过印方控制线。对印度新的侵占，必须及时向印方提出交涉要求其撤出。对印方几年前侵占地方（指我进军西藏前后期间）我须采取不承认态度，至于是否提出交涉看情况而定。对‘麦克马洪线’事实上我不越过，但应逐步将‘麦线’以北重要地点控制起来，发现印度军队侵入麦线以北地区，由外交部提出交涉，我当地部队应避免武装冲突。难以判明"麦线"南北的地方、习惯上虽属西藏而在线南的地方我暂不进驻。阿里方面发现印方新的占领，我通过外交部向印方提出交涉，同时应尽量避免发生武装冲突。新藏公路地区，印方越界人员令其撤退，不撤出可以逮捕，按照越界处理。”（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
　　　　
　　这段指示后来经常被一些人解释成是放弃麦线以南地区的宣示，并将此与以后59-62间中国政府对待中印边界上的一系列政策、行动都联系起来，指责其一开始的政策就是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全面向印度投降云云。
　　　　
　　

一笑了之

然而，其实仔细分析陈毅的这段指示精神，只能说，当时中国的政策是仍然将主要希望寄托在谈判解决问题的想法之上（想要谈判解决，自然要以避免冲突为主），我们后人可以根据已发生的历史批评当时对国际关系的想法过于理想化，但从“对印方几年前侵占地方（指我进军西藏前后期间）我须采取不承认态度”就可以看出，说政策就是准备完全放弃麦线以南地区是夸张不实的（当然也不可否认，在中央了解了藏南的实际情况后，恐怕也就没有抱着能通过谈判得到全部争议地区的奢望）。同时还可以看到，在这一指示中，对印我力量对不同的地区，下达的处理方针也不相同，规律是对比越是对我有利的地区，处理的态度就越是强硬。东段要避免武装冲突，而在新藏公路地区就可以抓起来（在这段指示下不久就发生了空喀山口事件，见注九）。对此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中方高层对待边界纠纷的态度实际上取决于如果发生冲突时双方可投入力量的评估。另外，杨公素关于朗久事件（亦见注九）的回忆也证明，中方正在不断采取实际行动，一方面巩固已有控制区，一方面为下一步的谈判作积极准备（当然，后来并没有能谈，不过这是起初无法想到的了）。
　　　　　　
　　同时还需要说明一个极重要的背景：在1958年，西藏旧贵族和宗教势力掀起的叛乱已经开始大规模漫延，实际上，以广义上的藏区而论，早自1956年，康藏地区的大叛乱就开始了。而到了 1958年，这些在康区已经受到打击的残部正纷纷逃入西藏，与旧藏地方势力结合，象所谓的“四水六岗卫教军”已经给驻藏部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麻烦（西塞罗网友在河里对这支叛军有过专文介绍），整个西藏完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况。在这种条件下，驻藏部队的主要任务只能是保卫西藏本部主体及其重要城镇，准备迎接（潜在）叛军的挑战，而不是急于与印度打边境甚至全面战争。
　　　　
　　实际从印度方面的动作也可以看出西藏局势的变化对于双方在边界问题上态度强硬与否的关键性影响。比如批评藏南等中印边界问题主要是由于新中国对印软弱，甚至有意放弃领土造成的人，往往说在1956年，周恩来就通过缅甸向印度传话，暗示愿意接受麦线，反而导致了印方进一步胃口大开，对麦线以北和阿克赛钦地区提出主权要求，丧失了对印边界谈判的主动。但对此说，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如上已述，印方对中印争议地区的夺取，主要是在1953年前完成的，而1954-1959这段时间，相对来说，印方对于边界地区的抢占要缓和的多，直到1959年，又突然大大提速。如果尼赫鲁早在1956年就认定中方会完全接受麦线，他甚至可以更多占大片地区，为什么在1956-1959 间，印方对边界地区的抢占速度和规模既无法与之前比，也无法与之后59-62年间比？而为什么到了59年，印度又改变“蚕食”政策，再次企图大规模北进，是什么导致了尼赫鲁在三年之后突然开始执行极为强硬的对华政策？（1959年3月22日尼赫鲁给周恩来写信，正式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1960年6月到 12月，中印两国官员举行会晤，分别提出和审查对方提出的边界主张的论据，印方要价极高，且毫无妥协之意；而到了1962年8月至10月，更多次拒绝与中国继续举行谈判）。这几年中，所有可能的影响因素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军队在西藏陷入止叛和平叛的工作，其次是中国经济上遇到了“三年灾害”，再次是在外交上，除了原来与西方的对立，又与苏联公开发生严重分歧。按任何严肃的逻辑推理，这都是尼赫鲁改变态度最可能与最主要的原因——趁着西藏叛乱之际，中国内忧外患之际，再象 51-53年那样大捞一票。老实说，从印度的立场出发，这一策略应该是正确的。当然后来事实证明，尼赫鲁们被一连串所谓的“拿破仑式的胜利”冲晕了头脑，高估了自己在边界附近的实力，更过分低估中国的力量；具体用兵上又犯了先骄后躁的错误，导致了62年在军事上的惨败。不过这是后话了。
　　　　
　　说到59-62年的西藏叛乱。在大多的公开介绍中，似乎就是PLA简单的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初期关键的拉萨之战就赢得十分凶脸，如果不是旧藏军的战斗力太差，如果他们有康藏叛军的素质，如果他们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作战计划，以兵力对比，PLA很可能会吃大亏。而一旦在拉萨败北或者仅仅是不能速胜，整个PLA的驻藏部队就都成了被分割的各个孤立集团。即使拉萨之战获胜，PLA随后也没能实现聚歼叛军主力的战略计划，叛军大多安然退出国境，其后数年，PLA不得不将主要精力都投放在平叛上，加上“三年灾害”已经来临，这时候同样不可能是和印度开战的好时机。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会在1959年下令在中印实控线上单方面后撤20公里（（雷英夫口述回忆，《文汇读书周报》））。但关于这一点，雷英夫的回忆却同时又提到 “1960年1月，我方又下令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即在我方实际控制线2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对前来挑衅的入侵印军，先提出警告，劝其撤退，劝阻无效时，才依照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经说服后，发还武器，让其离去。”——奇怪的是，如果PLA真的完全退出实际控制线20公里，那么怎么还会有命令部队在此区域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的需要？如果PLA不是仍然完全或至少部分控制着实控线一侧，又怎么会有“对前来挑衅的入侵印军……劝阻无效时，才依照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的可能？联系当时的情况，我的推测是，所谓“后撤20 公里”实际很可能只是将实控线一侧20公里内的固定哨所暂时后撤，但仍然会有部队不时巡视。显然，这些（固定哨所后撤以及“几不”）举措都是为了防止印度完全倒向达赖，支持、武装叛军的而在外交上示好的需要。而在叛乱基本被彻底平定的62年就爆发了中国“忍无可忍”的对印反击战，难道仅仅是巧合？
　　　　
　　62年的中印战争，如今倒是这段历史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了。相关的资料都不难查到，所以就只简单的说一下：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自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10月20日至28日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击溃了印第七旅，俘其旅长，攻克了克节朗-达旺地区，其间比较重要的事态还有， 10月22日以国防部名义正式宣告我军“没有必要受非法的‘麦线’约束”；第二阶段主要是从11月16日到21日，我军从西到东，全线大捷，特别是在东段，当面印军主力基本全部被击溃，我军前锋直逼中国所主张的“习惯线”，甚至可以说，当时只要我方愿意，饮马布拉马普特拉河也应该不是件难事的。可以说，这是建国之后的对外战事中打的最畅快淋漓的一场。不过也正是由于战场上压倒性的胜利，使得更多的人反而更加不理解其后的无条件全面撤军，有的人更是借此抨击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视国土如弃履，为了个人的“天朝心态”而丢掉了所有的胜利果实。但这种批评是相当不公正客观的，检视当时各方面的条件，就可以看出，作出主动撤军的决策是非常符合对于当时中印双方在边界上可投入力量对比的清醒估计。
　　　　
　　任何略知军事常识的人（即使是在下这种半瓶子醋）都知道，对于一场战争，初战的胜负并不一定具有决定性意义，那取决于（失利）一方有没有继续打下去的决心和实力，而62年的印度两者都不缺乏。前者，印度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舆论一致高呼要“收复”失地；后者，印军当时总兵力数十万，也有大容量与可靠的交通设施可供迅速调兵至前线地区，只需很短时间就可以恢复甚至扩大战场上军事优势。——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句，取得了辉煌大捷的我军叁战部队，主力仅仅是一支师级的藏字419部队，仅4个多团，几乎没有重装备（能运输到前线的最大口径火炮只是120迫击炮，炮弹还是靠当地民工背的），更不可能有空中支援（当时我们的空军比印度强，但问题是在西藏既没有可供支援前线作战的机场，也没有适合在西藏气候地理条件下作战的飞机），这支英雄的部队从此跨入了我军头等主力的行列，现在是我军唯一的正式山地师。然而，无论是中国参战部队的勇猛善战、机智灵活，还是印军的指挥低下、战技生涩，都不是可以长期依靠的条件。历史证明，一场长期化的战争，最终的胜负必然取决于双方国力能够并愿意投入的多少上。事实上，即使这种初期战果甚至也是完全出乎中国方面自己最乐观的预料。在战前的估计会上，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张国华也只认为能够“打得赢”却没能摆出必胜的客观理由，而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毛泽东甚至估计：“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雷英夫口述回忆《文汇读书周报》）我们都知道，无论如何评价毛泽东，他的胆量气魄极大都是毫无争议的。虽然说战前不料胜先料败是军事好手和庸材之间的区别之一，但能让毛泽东如此担心仍然可以让我们看出，中国方面对于这场战争的胜负以及最终导致的结局是没有多大把握的。
　　　　
　　而这一顾虑，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交通困难导致的后勤补给问题。建国之初的PLA，历经千锤百炼，是世界上最优秀、最强大的军队之一，从总体来说，当时的印军与PLA并不在一个层级上，但是，正如有力气并不代表在所有场合都能施展、可以施展出所有力气一样，例如金门之战，一水之隔就使得叶飞兵团主力只能坐视战友苦战不支，再如何愤怒却也无能为力。而在当时的物质、科技以及国内外政治条件下，无论是从外来威胁的主要方向考虑，还是从实际可以长期维持的角度考虑，都是无法在西藏长期布署大批主力部队的。而从注三中更可以看到，即使不考虑从内地进藏的交通问题，可从西藏前往藏南地区，虽然直线距离要比前者短，但却是更大的挑战。因为此时要面对的对手，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喜马拉雅山脉。就是清朝的福康安都明白，越过喜马拉雅山的战争优势无法持久，即使他的对手仅是小小的尼泊尔，更何况是当时国力（不是军力）基本和中国同一等级的印度（还不考虑其它强国可能的武装干涉）。现代战争很大程度上打得就是后勤战，再强大的现代军队，没有了后勤供应也会不堪一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一笑了之

那么，中国在62年战争中的收获究竟是什么呢？当然首先是争取到了中印边境上长期的基本稳定。毛泽东当初估计，中印边界上打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边境安定（这一细节也与坊间流传的有所不同），而实际上，这种安定基本维持到了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其中即使是发生最严重的对峙的1987年，双方最后也都克制住了，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值得注意的是，早自七十年代，印方在中印边境地区，特别是在东段上，就一直具有了压倒性优势的军事力量，但几十年来，始终没有敢借机复仇。除了可能的中国战略核力量的威慑力外，应该说，也有当年PLA奇迹般的胜利余威尚在也是个重要因素。仅此一项，节约的资源就是非常巨大的，中国当年为了防备苏联和美国入侵，在三北、在沿海布防，花费的资源和或有损失之大有目共睹，更不用说如果发生真的冲突，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其次，是无意的副产品——老巴成了我们最铁杆的朋友，通过这条线，无论是在外交上，还是一些敏感活动上，都有不少意想不到的收获。不过说实在的，这只能说是中印关系破裂后的极为勉强的弥补，毕竟，印度的块头比巴基斯坦大得多（但话又得说回来，老巴至少在目前为止，表现得它是一个很忠实的盟友，比中国从前任何一个大力援助过的国家都有良心）。再有，就是助长国威，连印度这么大个，三下五除二就被打了个大马趴，不管印度是不是不服气的在旁边喊：“我是没准备好”，所有人仍然得承认，新中国实力非凡。没有包括这次在内的几次外战胜利，当年中国也没有资格成为中美苏大三角中的一员，虽然是其中最弱而且是弱得多的一角，但是毕竟能挤进去就极不错了。八十年代中国外交上的一段黄金时期，及在此基础上打开的改革开放初期比较良好的局面，其实大部分底子还是靠建国初打下的，其中也包括对印战争的一份功劳（当然如果估算比例的话，并不大）。
　　　　
　　从上面的史实和逻辑分析可以看出，从1954年到1962年的时期内，仍然没有任何站得脚的、难以辩驳的证据及建立在其之上的推测可以表明：中国政府高层中有或有过一个放弃整个藏南的实际计划或事实政策。相反，能得出的比较可靠的推论只能是：中国在这段期间，因为一直有大量不利于与印度摊牌的客观限制条件，所以一直抱持着企图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或至少暂时缓和矛盾的策略。而62年战争大胜时“突然”的撤军决定，也是建立在对于后续局势发展的清醒认识上的——胜利的成果固然是出人意料的巨大，但同时也可能是个巨大的陷阱，如果被胜利冲晕了头脑而作出就地坚守新取之地的话。
　　　　
　　不过，该检讨的还是得检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对印外交政策有没有失误？有的，主要是确实存在着对国际关系思考过于理想化的问题，这是国际共运和传统王道思想带来的国际浪漫主义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于高层外交思维中的后果。反映在对印的具体策略上，就是在61 年叛乱气焰已经被基本打下去，驻藏部队的力量与藏民人心的收取上都有了很大改善之后，而印度却仍在步步进逼时，仍然以为靠后撤、隔离就可以稳定边界状况，这被事实证明显然是判断失误的。另外，在62年大获全胜的情况下，东线是不是可以不撤得那么彻底，比如在麦线以南至少保留几个象征性的据点，也是可以探讨的（不过西段就并没有撤得很彻底，见附图十，东段是否实际也是如此，不得而知）。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五六十年代绝大多数时候，这种浪漫、天真的思考方式并没有占据决策的主要考虑地位，尤其在中印边界这个具体问题上（实际上，这种浪漫主义外交政策的毛病主要出在另外一些涉外事务上），出台的（对印）忍让政策基本都是由于当时的实际条件所限，甚至可以说是不得不走的棋步——如果不想在最不利的时间、条件下进行摊牌的话。
　　　　
　　另外，当初采取那些“软弱”的政策、措施，除了不想和印度过早冲突之外，也有保持与印度关系，祈望印度也能够最终以同样的态度来商讨问题。当然，上面已经提到，我们现在可以认为，这是过于天真的想法。但在这点上，也必须考虑到，当时印度和中国的关系一度相当友好，双方除了在边界上的争端外，似乎结成了牢固的准盟友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说是整个50年代），认为最终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领土争端，不仅是中国方面的想法，其实也是印度方面的想法。事实上，在50年代，整个第三世界（当然，当时还没有“第三世界”这个称呼）国家中，都有一股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全面团结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能与美苏阵营抗衡的力量的想法。只不过，印度以尼赫鲁为首的领导层，大都受过长期的西式教育及熏陶，对于建立在西方规则基础上的现代国际斗争方式和特点的了解更透彻，而且他们在独立运动及独立初的印巴分治、土邦归属斗争中积累了相关的丰富经验，所以在与中国的边界争端中同时采取了两方面的策略，争取到了更大的主动。不过在“称赞” 印度的策略高明的同时，仍然要指出，这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印度有这样选择的自由度。天然条件是国际竞争中各国不平等的起始点，而在藏南上，印度的（对中国）天然优势极大，这是无可否认，也不应回避的事实。
　　　　
　　任何公正客观看待问题的人，都不会认同将某件历史事件完全从当时的背景、条件下割裂、抽离出来，单独进行看待的做法。因为那样除了可以把历史当成面团，随心所欲的按自己的需要解释外，没有任何意义。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在藏南问题上，各方在各个时期采取的态度与策略是不可能绕开当时所面临的局势背景的。如当PLA入藏时，麦线以南地区主要要点都已经多落入印度之手，而中国能从内地调入西藏的力量严重受限，同时西藏本部内部却又有重重潜伏危机，在这种条件下与印度开战能是能收回藏南？还是更有可能会丢掉更多控制区，助长印度气焰；甚至导致印度全面出兵，努力扶植一个“独立西藏”（这是当时美英都非常乐意乐见、甚至已经私下向印度积极鼓励的）？很显然，任何对国家负责的领导人或者政府，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在那种极端不利的条件冒险决战，而只能是选择暂时维持、稳定边界现状。事实上，新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扭转这种局势，比如通过谈判的和平手段尽可能收回外国特权、争议领土；大力加强内地与西藏交通建设，尽量弥补在后勤上的致命弱点；宣传民主改革、大施福利恩泽与旧嘎厦政府争夺藏民人心，为全面、深入的巩固在西藏的地位打基础、作准备；同时占据实控线以北要点，阻止进一步的入侵，了解地理、历史知识，根据力量对比，对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策略。最后更是进行平叛和民主改革、建立了真正服从中央、认同国家的自治区政权。了解西藏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其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西藏全面建立了真正忠诚与服从中央的地方政权，实现了国家对西藏基层的直接有效治理。
　　　　
　

一笑了之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努力的成果似乎成了理所当然、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实现的，而没能取下藏南却成了极大的罪状。政府的尴尬在于无法公开承认无力在与印度的对峙中保持藏南，何况自己还把失地数字说得那么大（这倒本是所有国家对争执领土的通例——即先画进地图再说，而国朝还有个要和民国、包括逃台后的国民党竞争的压力），这本来只能是心照不宣，而不可能在公开场合进行宣传的（公开承认无法收复甚至保护领土是任何政府都不肯承认，也不能承认的，那在政治声誉的损失上将是灾难性的）。于是有些人正好利用这种不得已又不能说的苦衷，先以要誓死捍卫每寸国土的高姿态抢占道德制高点，然后不负责任、断章取义的摘取某些情况进行上纲上线的大批判。遇到这种麻烦的情况，政府又干脆发挥了本朝的“特长”——闭口不谈。而攻击其的人更不会替他们解释具体情况。时间一长，大多数人除了仅仅知道一个“藏南九万失地”之外，对于事情真实的来龙去脉自然一无所知。说实在的，这是标准的鸵鸟政策给自己制造或者说扩大麻烦的例子。扯开说一句，这又一次证明，仅靠一味的隐瞒和拖延，从长远看，不但无助于真正解决任何问题，而且只会增添更多的困难。只有真实、完整与透明的披露非必需保密的信息才是最有利、最聪明的政策（当然，这里并不排除披露技巧的重要性，太远了，不提了）。
　　　　
　　另外，在藏南问题上，还有一些夸大其词、但又流传甚广的说法，比如声称藏南有着极为丰富的、而中国现在甚为短缺的森林和水（能）资源，如在我手，必得厚利；又比如藏南土地肥沃，印度已经向其移民六七百万之多，如果藏南在我们手中，向那里大量迁进内地移民，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西藏问题云云。在这里也略作分析。根据天涯社区尼丹小网友通过直接印度数据考证(关于藏南问题的几点说明
)，整个印度“阿鲁纳恰尔邦”（中印藏南争议领土印控区基本都在该邦）现人口也不过一百余万，其中有部分地区尚不在中方主张区内，如果再考虑到其中人口最密集的，位于中国主张习惯线附近的有关地域本来就是有大量原住民的两属地区（这个问题的详细解释请参考吕昭义先生的《关于中印边界东段的几个问题》），很显然，所谓“印在藏南移民六七百万”一说是完全失实的。这同时也显示，企图在藏南地区大量安置内地移民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相当困难的，很可能不比直接向西藏本部移民更容易（其实藏东南部分地区的海拔也不比云贵、西北高原高得太多，仅从理论上，向那里大量移民也不存在移民很难以适应气候条件的因素）。至于藏南的两大资源——森林和水（力）。前者，还是一个如何不经印度，合乎成本的运输出来的问题；而后者，好象如今最宏伟的水利构想——南水北调，其中最最乐观的人也只敢想象“五江并调”，脑筋最远动到怒江头上，我甚至还没看到有把雅鲁藏布江水调到缺水的西北的科幻小说，因为与其那样，似乎还是从南北极运冰山更便宜方便一些。至于发电，首先西藏大部分潜在水力资源现在就在我方控制区内，其次，除非把电力卖给南亚地区或是能源传输技术有质的突破，否则藏南即使开发了大量电力也无处可用。
　　　　　
　　顺便谈一下藏南问题可能的走向。近期，中印双方在边界谈判上有加速、突破的兆象，最明显的莫过于温总理访印时达成了关于边界走向的原则协议。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以清晰天然的地理特征为划分中印边界原则”一语，因为喜马拉雅山脉是中印之间最无可争辩的“清晰的天然地理特征”，所以一般推测，这可能暗示将来的中印东段，即藏南地区的中印边界线走向主要将和麦线差不多。但中方完全接受麦线也是不可能的，那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感情上都是无法向海内外交代的。在中印边界划分原则中，另外一句“考虑敏感性和民族感情”，应该就是指这一点。当然，根据 “清晰天然地理特征”，印度在中西段同样必须基本放弃他们的领土要求，由于和我们差不多的长期宣传影响，不作一定象征性调整，协议估计也同样过不了印度国内的关。所以，中印边界的明确划分仍然是一件极其复杂棘手的工作，双方同样有难以大幅退让的理由。即使达成了，估计双方国内也都少不了直冲云霄的痛骂声。而且据在下猜测，中国内部的不满会更大，毕竟从目前推测估计，我们（将）在地图上的失地更大（附图十一1-4），而我们要求藏南的理由（至少是对其中部分地区），比印度要求阿克赛钦的理由更占得住脚。不过现在毕竟都是凭空猜测，无法作准。以我个人认为，如果中西段基本保持，东段能收回达旺、色达地区，在洛隅、察隅也有至少部分象征性收获，是可以接受的底线。否则还是宁愿在法律上继续拖下去。至于有人以可以等待时机为理由，拒绝任何不收取全部争议领土的妥协方案，我倒是很不以为然。首先，如上述很多资料已表明的，所谓藏南九万失地，很大一部分或者说大多数本来是无主地或是两属地，为了这些长期和印度这样的周边大国对峙，而不是尽可能化敌为友，在可预见的时期内都是弊远大于利的。其次，藏南远没有宣传中的重要、富饶，对于中国的地缘及经济战略地位也在可有可无之间。领土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并非至高无上。中国现在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及必须保证的主要方向都肯定是东方的海洋，而西部当以稳定为上，与印度即使不能再复曾经的亲密朋友关系，也不应该树为死敌。这都决定了对藏南只能采取和平妥协的解决办法。既然以谈判完全收回藏南已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应该现实的尽可能多的收回一些地区。至于有人提到签了约，一旦时势有变却无法乘势扩大收益，将会追悔莫及。我以为其实仍然是太好人了。在任何可预见的时期内，要发生了中国有能力以可接受的代价大取藏南之地的变化，必然是印度有剧变，或者是如苏联那样的崩溃，或者是被外敌彻底打败。这两种情况在可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