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云轩

我到奉劝你,想民主自由,你最好去印度呆着

紫云轩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改造干部队伍；二是改造中国国民性。权力斗争固然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之间的斗争，即理想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之间的斗争。或者说是精神倡导者与物质崇拜者之间的争斗。这其实是贯穿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两大思想理念和行为理念的碰撞。  
笔者虽历经文革期间，但属早年无知，还记得父亲曾被“打倒”，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全家老小一度十分困苦。有段日子甚至靠捡生产队秋收后土里剩下的红薯、土豆度日。对“文革”的认识，亦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反感。然而对一段历史的审视，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得失的立场看问题，必须跳出历史局限站在人性乃至人类学的角度去解剖，方有可能悟到本来面目。  
任何一次重大社会变革，或新的政权建立，都是起因于财富占有及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别所产生的不平等。旧的不平衡一经打破，又将产生新的特权阶层和新的不平等，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怪圈，没有一个历史上的巨人能走出这一怪圈。毛泽东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敢于向这一怪圈挑战。“文革”可视为毛泽东挑战历史怪圈的一次“尝试”。虽然失败，但却是悲壮的。  
这一挑战的性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毛泽东斗争的对象即是自己夺取，建立新政权时共同奋斗的战友。——他们已成为新的特权阶层，新生既得利益者。毛泽东称之为“走资派”。因为他们在不断地“变修”。我想毛泽东肯定敏感地意识到执政党一经进入和平年代其自身内部迅速出现蜕化变质，贪婪享受的趋向。这一趋向称作“资产阶级思想”侵蚀。  
基于这一前提，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的“阶段斗争”理论。毛泽东认为人性中勤奋、无私、利他、奉献的精神是无产阶段思想，而人性中贪婪、自私、懒惰、享乐、情情爱爱等成分被界定为资产阶级思想。所以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两种思想在起作用、在斗争。阶级斗争理论的实质是号召每个人“灵魂深处闹革命”。“要斗私批修”用自己灵魂深处的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用人性的至善战胜人性的恶。以达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至高人身境界。其本质是一种彻底的无我利他精神。从这个意义上看，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确实是水火不相容。  
遗憾的是许多歪嘴和尚念歪经，屈解圣意，或有它图。反反复复地把地主、富农子女抓来批斗。然后把这笔帐记在毛泽东头上，实属天大冤枉。尽管毛泽东反复强调“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这种混淆其实可以追溯到当时的中央高层。早在一九**年，毛泽东就提出阶级斗争的主攻方向是“党内当权派”，而刘少奇则反复强调是“地、富、反、坏、右”，这种高层不统一亦是造成基层行为错误的根本原因。故而文革中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如果你尊重历史，认真反思，你会发现对地富子女的迫富是“刘少奇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行为，曾被毛泽东指责）。  
毛泽东把矛头指向“党内当权派”值得深思的是广大民众积极拥护，一呼而起。可见当时的政府机构已呈现官僚、腐化迹象（固然不可与今日相比），民众当有不满情绪。其结果是“毛泽东再度发动贫民对新特权阶层进行一次灵魂深处的洗涤”称作“反修防修”。实质上是防止执政党蜕化衰变的一次创举性尝试，这种不怕天下大乱而放手一搏的精神，无论如何都气魄惊人。没有巨大的个人威望和精神凝聚力是不可能收拾局面的。  
这场运动中，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的党政部门全部被推翻，所有的“当权派”一夜间从“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文革术语）的地位打倒下来：戴高帽子游街、无休止地批斗、跪搓衣板、扫街挑大粪、贴大字报……（群运动难免不用过极手段）。很难想象巨大的地位落差给当时干部们的内心带来什么样的震动。恐怖、沮丧、失望、忏悔……实在无法惴度。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干部无法理解这一行动。  
如果认真考究古代帝王的“御官之术”或“驯官之术”或可寻出些端倪。一是“大字报”近似古代的“风闻言事”，从周朝开始即有“诽谤言官”（此外诽谤无贬义），即大众可捕风捉影公开参奏官员，其目的不在于究其罪过，而在于警醒官员。若被参罪十条只有两条属实；则其余八条在于防患于未然。二是改变其生存状态以磨砺观其心志。如罢官、充军、下狱。改变生存状态才能触及灵魂、改造灵魂。能适应不同的生存状态并真正反省自己在官位上的行为的官员才能堪当大任。  
古代帝王只不过驯化小部门官员采取“帝王之术”。毛泽东要改造的是全国所有的官员，这件事只能发动全部民众阶层起来帮助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失为一大创举。但民众运动又是最难把握驾驭的。其行为过激，其产生的破坏性亦是无法控制的。但不论怎样夸大其破坏性也无法抹去那段时间出现于中国的匪夷所思般的建设成就，包括原子弹、氢弹爆炸、地球卫星上天、支柳、川黔、成昆铁路开通、杂交水稻的研试成功，还有遍及全国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我始终认为去争议破坏性大小不是文革的本质。  
如果你没有掌握过权利，你就是很难体会权利对人性的巨大浸染力。它不仅使你产生强烈的支配欲和占有欲，还会迅速溶入你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中去，并产生极强的虚荣心理。这点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尤盛。直至周边的恭维，巴结成为你的生活所必需。在当权的氛围里能保持清醒的人其实极少，而要改变其心态极难。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变其生存状态。使之从高高在上掉下来体会低下的民众生存状态。  
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从中央到地方可分上、中、下三层。依照文革后期某些报刊上的观点，干部改造情况大致亦分三类。一类是跳楼自杀的，被称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类人应该属于从心理上只能适当高高在上的状态，不能适应巨大的身份落差（不包括群众过激整死者）。这种情况绝不到百分之一。第二类是被打倒下放改造，但心怀不满，图谋再起，这种人占百分之二十，被称作“牛鬼蛇神”。第三类据说是大多数百分之八十以上。通过群众运动，下放劳动改造以后，能从“灵魂深处改造自己世界观”的人。称作“改造好的干部”大都于七十年代初复职，在各条战线上“为人民服务”。当时的主流思想是要人民群众提高警惕，防止“牛鬼蛇神心不死”而翻案。因为“牛鬼蛇神”大都来自上层。如今再度回顾，忽觉十分有趣。这其实有某种人性学道理。越是上层大官，既得利益越多，对权利的依赖性强，自然就“难以改造了”。或者说，如果人性的占有欲和贪欲随着官位上升而跟着膨胀的话，则必须反省官吏体制和教化体制了。  
当今世界对人性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追求成了主流思潮。许多学者从中推波助澜；他们不懂得人性中有善、恶两面。怎样采取有效手段压制人性恶的膨胀，推动人性善的张扬才是创造和谐社会的前提。古人云：“世道人心。”没听说过，世道金钱、物质、美女。再就是混淆了“自由的思想”与“绝对的精神”之间的区别。在此特划分一下：思想是方法论，是手段，是知识领域。而精神是绝对的善、恶理念。绝对的至善精神是不容亵渎、诋毁的。崇尚资本主义体制的人很少懂得资本主义精神，很少有人去研究代表资本主义精神的路德和开尔文。他们鼓吹资本主义的自由思想可以公开骂议会、骂总统，可他们不问一下谁公开骂“上帝”骂“耶酥”。因为代表绝对至善精神的上帝是不容诋毁的。  
“文革”中的毛泽东，事实上已充当了一代中国民众的精神偶像。成了完美无缺的道德象征（这种角色通常只能由挑不出毛病的神来担任）。人性中本来就存在一种对至善精神的企盼，向往乃至皈依的属性。所以一个时期中，谁敢诋毁毛泽东，必遭民众坚决批斗，行为十分过激。这其实是大众的自动行为亦有些下级官吏贪图邀功。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并未有此提倡，反而再三反对个人崇拜。事实上不是毛泽东想当神；而是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神，失去了神必然是群魔乱舞！  
站到人类学的高度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存在一个精神与物质的矛盾，似乎生产力的进步必须付出人性堕落的代价。如果我们能进一步认识生产力的本质，又将发现影响生产力的因素除了外在工具还有内在人性为潜在动力，人性中的私欲，贪婪是最强的推动力，但它是邪恶的背离绝对至善精神的。人性中的利他、奉献是健康正确的动力但它脆弱而难以恒常，非长期有效的人性改造工程不能激发出来。正统资本主义被工业化和启蒙运动推入了激烈的竞争机制中。为了抑制这种机制下所释放出来的人性恶的膨胀，在采取有效的监督体制的同时，他们选择了宗教作为其精神系统。寻找到某种暂时的平衡。但这种平衡迟早将为激烈的竞争所打破。  
回顾毛泽东晚期的思想，你会发现他已完全脱出于马克思主义框架。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个“日益增长的需求”恰恰是人性的“私欲”。贪欲是不可能满足的，所谓“欲壑难填”。毛泽东提出“狠斗私字一闪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已经挑战人性。他号召他的国民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种至善不染的精神倡导，本质上更接近于大乘佛学的菩萨道精神。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代中国民众的精神支柱无疑地是崩塌了，同时也宣告理想主义的破灭、现实主义的胜利。也许现实主义更顺应世界潮流和发展趋势。但决不等于这个潮流代表了公正、合理。（说不定它正迅速奔地狱而去）。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勇于为民众创造一个正确理念和精神家园的人，是真正的“圣贤”、“哲人“。而那些浑身绑满炸药，雷管挑战神圣，炸碎一切至善精神，当面对一遍精神的荒漠却又无所适从的斗士们其实是思想诈骗犯。他们还将继续作出愤世嫉俗之状、玩世不恭之状不断地喧众取宠败坏世风。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任意选择有利于本民族的机制、方法、手段，可以学习其它民族的知识系统。唯独精神，不能随意取舍，他必须体现一个民族的传统性、特征性。说穿了，它要凝聚一个民族的魂魄。如何重新创建民族的精神，这一课题，我们无疑地需要认真面对，无可遁逃！

紫云轩

把***时代的经济建设与当前的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他们看不到***把一个世界最落后之一的农业国转变为世界第六工业强国的事实，仅仅以当时人民的生活水平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他们看不到欧美发达国家无一不是建立在强大的工业基础之上。当然，***时代的经济模式不适合于现在，而现在的经济模式也不适合于***时代。美国当年在开发西部的时候也并非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进行，他们从世界各地掠夺人口，奴役其劳动。而***在中国则采用政治的方法巧妙地解决了当时资金短缺的困难。否则，仅西北西南的铁路公路也足可以耗尽八十年代的中国国力。印度的落后，就于他们没有***这样的领导人。看看东亚经济危机中中国的稳步增长，就会知道大量依靠进口而工业体系不健全的结果必然会不堪一击。广大工人农民对***的怀念，也加深了一些青年学生对毛理解的误区。在他们看来，***仅仅是一个穷人的救星，既不懂文化，又不重视知识分子，甚至把他与封建帝王相提并论。这种想法是非常无知的。首先，请你们去问问毛一生读了多少书，写了多少著作，多少西方学者正在研究***的思想。其次，请你们看看中国的教育状况，建国初期，中国的文盲率高达百分之八九十，而现在连普通的市民村民都可以看报，难道他们的知识都是改革开发之后学到的吗？再次，请你看看周围，在你所生活的城市中有几所高校是改革开放之后建立的？那些震动世界的科学成就也大多数来自于***时代。经过***时代，旧中国那种重文轻理的现象已不复存在。那些封建文化遗留下来的不切实际的治学方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夸大了***晚年的错误。有的网友说“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你们可以去询问一下自己的父辈祖辈以及一切从***时代过来的人，估算比例，你们便立刻会明白自己的荒谬。只要你们稍微接触一下社会实践就会知道***时代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可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成熟的理论决不是道听途说或坐在屋里自己闭门想出来的。  




4．不承认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中华文化的特殊性。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经历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发展历程。历史上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改变而逐渐适应中国。中国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我们多么希望在孙中山那时就建立起中国的自由女神像，甚至希望在清朝末年就实行君主立宪，然而这些都失败了。有的网友总是把西方的模式作为唯一正确的准则。一百年前，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是美德英法日，时至今日，最发达的国家仍然是这五个。那些想当然地认为只要中国投入了西方的怀抱就可以带来民族振兴的想法是非常幼稚的。对***的不了解。作为一代具有开拓精神的领导人，***从不拘泥于书本，从不拘泥于现成的条条。相比之下，我们的那些听信谣言，不思考不调查的网友是多么的渺小。中华民族历来以儒家思想治国，讲究平和中庸不偏不倚，谈话面面俱到，不分主次，生怕别人挑出毛病，然而***却一改历史传统，他以诗人一般的气魄来改造着中国社会，他为了阐明某个问题常会说一些在常人看来有点“过分”的话，让别人能够更清楚的把握问题的本质，这正是我们多数领导所不具备的魄力。可我们的一些网友，不了解当时的环境，不了解上下文，而是断章取义，把字面的浅层意思加上自己的理解随意指责，最终只能暴露自己的浅薄。关于北朝鲜。在此，我想提一个很多人都有一定错误认识的问题。谈到现在北朝鲜的状况，有些人很容易想到***时代。但是，当你仔细去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二者有着天壤之别。首先，二者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时代，中国处于冷战的包围圈中，面临着西方的经济封锁和武装威胁，面临着苏联的强大军事压力，这使得中国的开放政策无法实现。即使这样，***仍积极地打开中美关系，并在台湾问题上最早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而在当今，世界业已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时代，已由两极争霸进入了多元化时期，而朝鲜政府却与世界格格不入，自己关闭国门。其次，金家父子不是象***那样敢于去改地换天，甚至去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造反运动，他们深知这样会动摇他们的统治，他们不允许人口自由流动，使他们不但对外面的世界不了解，而且对于国内的情况也不了解，从而维持着他们的死气沉沉的封建小王朝。第三，***时代人民生活的贫穷是建立国家工业基础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而朝鲜的贫穷完全是金家父子倒行逆施的结果。直到现在，朝鲜仍有大部分工业生产几乎为零。所以，朝鲜即使实行改革开放，也决不会有中国的发展速度。第四，***时代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但内容属实，且多是人民群众自发的上级发文禁止的；而金家父子多年来肆无忌惮地篡改历史。第五，***虽有过拔苗助长的错误，但主观上是希望把国家搞好。而金家父子则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鱼肉人民，彻底剥夺人民的自由。***从来没有设想过这样一个黑暗的“社会主义”。综上所述，那些认为***时代就是现在的北朝鲜的观点是非常片面的。我想对那些反对***的人提一些建议，供参考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1．评价历史人物，要怀着公正客观的态度。例如，某些人提到了外蒙的问题，你只要去查一下历史书籍，便可知晓，国民党与苏联已经签了协定，到***执政时，外蒙已是既成事实。不论你们看到过什么资料，这一点还是无法否认的吧？  




2．要用比较的方法来看待***。我们认为***伟大，是在于他与同时代领导人的比较，而不是他自身的完美无缺。某些人一方面攻击毛，另一方面又用神的标准来要求毛。你们在到处搜集“大跃进”材料的时候，为什么不去看看解放前饿死了多少人，解放前的一次洪灾又要死掉多少人。  




3．要全面地看待***。如果要谈起闻名于世的***著作，你们立即会暴露出知识的不足，而对于那些连***都不清楚的传闻，你们却了如指掌。犹如一个瞎子偶尔摸到了大象的尾巴，然后说大象象一条绳子，引来的必然是一阵哄堂大笑。  




4．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笔者并不是希望回到***时代。但我们应该承认，***理论是***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发展。我们应该继承***思想的精髓，把它与当前的改革开放联系起来，二者从来就不是对立的关系。结语：毫无疑问，***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然后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们应该珍惜这份属于中华民族的荣耀。尽管***有过错误，但那毕竟是和那个时代分不开的，其责任不能完全归为***。否定***，就等于否定了那为共和国献身的一代人，最终否定了我们这个民族。曾几何时，网络上出现了一些自称“反派”的人，他们一方面拿不出足够的论据，或是从某处摘下只言片语，炫耀着自己的无知。请他们走出国门去看一看，美国是世界上最民主自由的国家，有没有“反林肯派”“反华盛顿派”，在日本有没有“反天皇派”？然而他们那一个能与***相提并论？看看日本首相为什么不顾亚洲人民的反对，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看看西方学者们对***思想的研究和高度评价，看看世界各国都在以美化自己的领袖来提高民族凝聚力，然后再请那些“反毛”败类们看看自己的陈词滥调，是否有点惭愧呢？当今的年代不是那种高谈阔论的年代，而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年代。尽管我们拥有了更多的自由，但是在爱国的问题上，我们不应该有更多的选择。看看鲁迅笔下那些麻木冷漠的看客和那一只只“被提起的鸭”，再看看网络上那些不负责任的“精英”们，实在令人伤心。我们无法改变一个伟大民族的选择，而一个没有伟人的民族是谈不上伟大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以一种正常的心态去看待***，停止一些无谓争论。尽管***在他的有生之年坚持公平公正指导下的效率因而没有给我们带来今天一部分人的富裕生活，但他为中国走向世界强国奠定了基础。中国不会也不可能为一时的安逸而成为列强的附庸，我们的历史血脉决定了我们一定要成为世界超级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紫云轩

莫里斯•迈斯纳比较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业革命 邓小平们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节选自莫里斯•迈斯纳《邓小平时代》第八章）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  

莫里斯•迈斯纳  

新的政府普遍喜欢把其经济问题归咎于前任的失误。因此，１９７６年下半年当华国锋开始其短促的任期时，就有传言谓：由于“四人帮”的阴谋破坏，中国经济“正处在崩溃的边缘”。据称，正是因为新政权的及时制止，中国经济才得以免于崩溃。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当邓小平及其同盟者取得政治领导权时，以往的经济错误大部分被归溯到毛泽东时代，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添上了华国锋的错误，却不曾提到，邓小平正是后来被取消的华国锋“十年规划”的原初作者。随着时光流转，邓小平时代的政治圈中的经济学家们为过往的毛泽东时代描绘出的图景越来越黑暗。这样一种说法很快被人们接受并成为定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只有过两次相当短的经济发展的进步时期－－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７年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期尽管也不无失误，然而在当时那个时代却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因为那些目前正在当政的人们当时曾是苏联模式的倡导者），和六十年代早期的刘少奇路线时期；除此之外的毛泽东时代则几乎乏善可陈。  

因此，许多那些曾经被毛泽东严厉批评过或者忽视过的人们便对这位前主席的幽灵开展了报复，他们把中国的大部分经济问题归结为极左的“主观主义”，“乌托帮思想”以及“平均主义”。毛泽东以后的批评家们指摘道，毛泽东主义者们没能遵从“客观经济规律”，而这些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现在正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下清楚地展现。然而，即使是按照邓小平时代的官方经济学家们编制的统计表展示的事实来看，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图景的真实情况也没有他们所描绘的那样黑暗。尽管新政权从毛泽东时代所继承来的经济问题是非常真实的－－而且其规模之大也令人惊愕。  

对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物质成就闭口不谈，也许是对早些年从北京传播出的言过其实（而且经常带虚假成份）的宣传的一种自然反应，然而这些宣传却常常被外国的评论家们所重复。许多外国人，一度曾热切地相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取得了最大的经济成就，现在却倾向于对它作最糟的评价，似乎以此来弥补他们早先的轻信。这种倾向与现时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人们都普遍对市场的魔力赞不绝口，而对中央规划的效能持很大的怀疑态度。当前的中国领导人们更关注于他们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和成就而不是过去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而西方学者们未能提出一个更全面些的总的估计这一点就有些不好理解了；他们的遗漏促成了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代。现在惯常的说法是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在贫困的条件下徒劳地寻找一个社会主义精神乌托邦、使发展服从于意识形态纯洁之需要的人。言外之意就是，“务实”的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发现了现代化的好处的领导人。  

然而，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十五分之一。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多倍（如果从１９５２年算起则增长了十二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九十倍（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１９５２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１１．２％的速度增长。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７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１８％，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  

以平均每年超过１０％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１９５２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一百四十万吨增长到了三千一百八十万吨；煤炭产量从六千六百万吨增长到了六万一千七百万吨；水泥产量从三百万吨增长到了六千五百万吨；木材产量从一千一百万吨增长到了五千一百万吨；电力从七十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两千伍百六十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一万零四百万吨；化肥产量从三万九千吨上升到了八百六十九万三千吨。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州际弹道导弹的发射。１９６４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１９６７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１９７０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当然，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阶级的人数却已从１９５２年的三百万上升到了一千八百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两千八百万农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平简单而原始。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尽管这个基础很粗糙。正是在这一时期内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１９５２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３０％，农业占６４％；而到１９７５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７２％，农业则仅占２８％了。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意之上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国家政策造成了经济上额外的不利与艰苦，但是它也使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纪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邓小平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尽管毛泽东思想强调农业，称颂农民的创造性，但在毛泽东的时代，农业发展却远非如工业成就那么可观。１９５７年以后，食品生产仅与人口增长同步，当时人口以平均每年２％的速度增长，使得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几乎翻了一番。１９７５年人均粮食总产量几乎与１９５７年农业集体化之初时一样。在毛泽东时代的二十年里，农村生活水平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每年平均增长不到１％，而且是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之上增长的。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７５年间，在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十倍的同时，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两倍，甚至那也是通过大量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规模而取得的。此外，尽管毛泽东不断提倡缩小城乡差别，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异还是加大了。  

然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１８６８年至１９１２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１９５２年至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每年２．５％，而１８６８年至１９１２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１．７％。一个经常作的比较，就是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的中国农业经济与印度之比较，这个比较至今依然不失其真实，只不过远远没有在过去一个时期内那么符合政治时尚了。正如马克•塞尔顿曾指出的：“１９７７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比印度少１４％，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３０％到４０％，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５０％的人口手中。”  

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情。经常有人指出，对于收入与消费的常规性测度并不能充分表明??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费，但是这些东西是难以用标准的经济测度来数量化的。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衣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平均３５岁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６５岁

紫云轩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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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8-1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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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云轩

文革时期（1966-1976年）我国经济大事记（十年辉煌成就）
1966年
1月28日 中共中央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
同日 我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2月19日 主席指出，用25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2月21日 中共中央界定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
3月4日 贵昆铁路比原计划提前9个月接轨。
5月3日 我国第一批“红旗”高级轿车出厂。
10月8日 我国制成第一批1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
10月15日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
12月23日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
1967年
1月5日 我国石油产品品种和数量自给自足，勘、采、炼技术登上世界高峰。
1月16日 我国第一台载重150吨中型平板车造成。
4月15日 春季广交会开幕。
6月17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7月1日 成昆铁路建成通车。
7月7日 全国夏粮丰收，比去年增长一成。
7月26日 我国第一台100吨矿山铁路自翻车研制成功。
9月5日 中国援助赞比亚政府10一无息贷款修建坦赞铁路。
10月5日 我国第一台晶体管大型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
10月15日我国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研制成功。
11月15日广交会开幕
11月29日我国最大的无线电望远镜安装调试成功。
1968年
1月8日 我国第一艘万吨巨轮“东风”号建成。
1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自由市场”是杀人不见血的屠刀》
2月23日 我国特大型轴承制成。
4月15日 根治淮北平原涝灾的大型水利工程——新汴河工程开工。
6月20日 我国夏粮丰收。
8月18日 我国早稻丰收。
9月3日 我国研制成第一批液压传动内燃机车。
11月20日万吨远洋巨轮“高阳”号下水。
12月25日富春江大型水电站建成发电。
12月28日我国成功进行一次新的氢弹试验。

1969年
2月21日 《人民日报》宣布，截止到1968年底，我国国内公债已全部还清，我国
已经成为世界上级没有内债，有没有外债的强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4月2日
第一艘万吨油轮“大庆27号”下水。
5月5日 我国研制成具有独特疗效的抗菌素——“庆大霉素”。
6月13日 决定在上海、天津、大连6个船厂新建8个万吨级船台。
6月30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麦类作物丰收。
7月8日 十年时间建成河南红旗渠。
9月13日 丹江变电工程提前完成。
9月25日 药品大幅度降价，比年初降低37%，比1950年降低80%。
9月26日 无偿援助越南5.56亿元。
9月30日 北京燕山炼油厂全部建成投产。
9月30日 我国第一台十二万五千千瓦双水内冷气轮发电机组建成，标志我国奠基
制造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0月3日 我国第一台5000马力液力传动内燃机车诞生
10月4日 我国第一座旋转氧气转炉投入生产。
10月28日加速第二汽车厂建设。
11月14日加速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
11月16日我国农业丰收
1970年
4月26日 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6月1日 各地新建一大批化肥厂。
7月17日 农村中小型水电站装机容量相当于过去的20年的两倍。
10月16日大型现代化露天煤矿——新疆哈密矿务局露天煤矿投产。
10月17日中国全民援助朝鲜13.14亿。
12月25日葛洲坝一期工程开工。
1971年
1月2日 我国轻工业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
3月3日 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
5月15日 开展工业学大庆
6月27日 第一艘两万吨货轮“长风”号下水。
7月8日 转发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工作报告。
9月27日 中国无偿援助越南36.14亿元。外援金额70亿，建国来最多的一年。
10月2日 追加基本建设投资51亿。
10月25日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
11月18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建成1800多座小水泥厂。
11月18日西部地区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
11月30日调资28%。
12月7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年度水利建设50亿立方米，增加农田3000万亩。
1972年
1月13日 从国外引进化肥、化纤成套设备8套，以后又提出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
和单机的方案（即四、三方案）。 1月28日 解放军落实五七指示，发展农副业生
产，许多部队做到肉菜自给。
2月21日 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双方同意互相发展贸易。
5月1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电子工业进一步发展，1971年收音机产量相当于1965年
的4倍。 8月21日 从联邦德国、日本进口一米七轧机，建在武汉钢铁公司，领有
设备在北京、上海、四川、唐山。 9月10日 4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安家落户
。
10月13日连接中南和死难地区的重要干线湘黔铁路通车。
11月26日月住越南抗美26.57亿元。
12月26日我国第一辆载重300吨的大平板车问世。
1973年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新年献词，农业夺取好收成，工业生产上升。
1月2日 国家计委提出进口43亿美元国外设备的方案。
2月13日 新华社报道，1972年是解放以来电力发电站装机最多的一年。
3月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发展组合机床取得显著成就。
3月20日 部分企业和县社试办出口工业品专厂、专车间、出口农副土特产生产基
地。 4月10日 决定建设邯邢钢铁、煤炭基地。
4月15日 春季广交会开幕，与我国发展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达140多个。
5月4日 中国日本共同投资施工建设中日海底电缆。
6月18日 国际大米价格上升，中国增加出口100万吨大米换回小麦。
6月28日 我国成功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
7月16日 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
8月1日 新华社报道，夏粮丰收，这是建国以来第二个大丰收年。
8月5日 全国环保会议召开，制定《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
8月1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水田农业机械化取得新进展。
8月2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电子工业迅速发展。
8月27日 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9月3日 我国第一台天文测时、测纬光电等高仪研制成功。
9月12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钻井进尺和建设投产的油井生产能力创历史同期最高
纪录。 9月26日 国务院重申对外贸易的重要原则。
9月30日 新华社消息，我国化肥产量比1965年增加一倍以上。
10月15日秋季广交会开幕，与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贸易往来。
10月25日西藏发现几十种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产。
11月1日 新华社报道，几十座大中型水电站建成投产，小型水电站5万多个，遍及
全国。 11月8日 西藏军区在海拔3800米高寒地区大规模种植冬小麦丰收。这是西
藏历史上农业发展的重要变革。 11月13日国务院转批环境保护若干规定。
12月20日新华社报道，中国航空线80多条，连接全国70多个城市，于100多个外国
航空公司建立业务往来。 12月22日新华社报道，5年来，8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
12月26日新华社报道，同我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150多个，其中50多
个国家同我国签订了贸易协议。
1974年
1月12日 为在本世纪内实现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用几个五年计划时间赶上和超过世
界水平的战略思想，国家计委提出《关于拟定长远计划的报告》。 1月21日 国务
院要求跟抓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严格控制粮食销量等四点要求。 1月22日 国务
院提出在今后三五年内，从国外进口一批大型化学肥料、化学纤维和连续式钢板
轧机等设备。 1月30日 国务院批示防止沿海水水域污染。
2月17日 新华社报道，胜利油田去年创年钻井进尺150105米的全国石油钻井最高
纪录。 2月1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村掀起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
2月24日 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建成。
3月23日 我国西南交通干线成昆铁路建成。
3月30日 地热发电站在河北怀涞建成。
4月2日 我国第一艘二万五千吨级的浮船坞“黄山号”建成。
4月15日 第三十五届广交会开幕，规模为历届之最。
4月31日 我国第一台医用电子感应加速器研制成功。
5月15日 华北滨海地区又建立起一个新油田——大港油田。
7月17日 我国冬小麦产区推广优良品种，占全国小麦播种面积的80%以上。
8月9日 伞式太阳炉研制成功。
9月12日 国家计委提出增加石油、棉花、部分钢材、化肥进口。
9月12日 我国第一个5万吨级码头建成。
9月15日 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建成。
9月30日 新华社报道，大型油田——胜利油田建成。
10月3日 我国最大竖井钻井研制成功。
10月23日新华社报道，我国地方小煤矿去年产量比1965年增长两倍多，占全年28%。
10月26日无偿援助越南11.17亿元物资。
12月19日三门峡水电站建成。
12月27日新华社报道，大庆至秦皇岛输油管道建成。
12月31日中央要求切实着金计划生育工作。

1975年
1月13日 周恩来提出，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1月14日 新华社报道，四川省开发天然气取得新
成就。
1月1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红麻、黄麻实现自给自足。
1月25日 降低半导体收音机零售价格。
2月3日 景山发电厂首次应用电
2月4日 我国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建成。
3月29日 高能加速器研制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5月30日 我国第一次发现古生界地层油田。
5月31日 国务院界定出口黄金，引进铜、铝、橡胶、涤纶等原料。
7月5日 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建成。
7月8日 秦皇岛至北京输油管道建成。
7月1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化肥产量显著提高，上半年增产的化肥可增产粮食100多
亿斤或3000多万担棉花。 7月28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铁路上半年货运量创历史同
期最高水平。
8月8日 河南地区特大暴雨，国家拨7亿元救灾费。
8月19日 国务院决定2亿美元进口。
8月19日 无偿援助柬埔寨6亿元物资。
8月30日 新华社报道，最近三、四年来，每年有一大批电站建成投入生产。
9月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今年早稻丰收，单产、总产创历史最高水平。
9月3日 新华社报道，截止到1974年底，我国小水电发电量占总量的三分之一。
9月14日 新华社报道，一亿只广播喇叭连接千村万户。
10月7日 水稻培育出新品种，亩产达千斤左右。
10月27日我国成功进行一次核试验。
11月17日我国原盐丰收，创历史最好水平。
11月26日我国成功发射回收式地球卫星。
12月24日焦枝铁路通车。
12月39日新华社报道，我国农业连续13年全面丰收。
1976年
1月21日 又一艘万吨级浮船坞“华山号”研制成功。
3月13日 大型火力发电厂——莱芜电厂投入生产。
3月22日 邮电部门发展传真通讯技术。
4月15日 广交会开幕
4月21日 京沪杭载波电缆投产。
4月24日 6011米超深井打成。
5月1日 从事海洋地质调查工作的人数比1965年增加7.5倍，调查工作发展到黄海
、东海和南海。 5月12日 有点职工建成全国微波通信干线。
6月6日 第一座现代化10万吨深水油港大连新港建成。
6月29日 上海黄浦江上第一座公路、铁路双层铁轨建成通车。
7月6日 人工培植的小黑麦在我国西南、西北、华北推广。
7月6日 滇藏公路建成通车。
7月22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夏粮总产量创历史新水平。
7月23日 沿海铁路干线津沪复线工程提前接轨。
7月28日 唐山地震。
8月7日 北京至山海关铁路修复。
8月23日 第一艘五万吨级远洋油轮“西湖号”在大连下水。
9月9日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逝世。
10月5日 现代化化纤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建成。
11月16日新华社报道，全国80%以上的县建立水泥厂，产量比1965年增长4.1倍。
12月10日江南9省已探明的某谈储量比文革前增长了2倍。
12月11日告诉大型通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

紫云轩

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南街村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早上6点15分，南街村的广播站开始播放颂扬毛泽东的革命歌曲《东方红》，南街村新的一天便伴随这轻快旋律开始。
　　毛泽东的雕像护神一样耸立在南街村的广场上。广场上还有一些如“毛泽东思想永远放光芒”等政治标语。村内也到处都能看到毛泽东的画像、标语等。
　　南街村与其他村有一个巨大的区别，那就是他们以基于毛泽东思想的集体主义为理念，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会”的目标。毛泽东式的集体主义因80年代取消人民公社而失去了影响力。但是，南街村却把毛泽东的集体主义树为旗帜。已经富裕起来的南街村的尝试被称为“南街村现象”，并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南街村“共产主义的要素”的核心是独特的平均主义的经济体制。村民们在村的行政机构及村营企业上班，根据工作内容，每月付给150元到200元的固定工资。工资虽然很低，但是村民免费享受粮食、肉、油等配给。住宅、教育、医疗、办红白喜事也一概不收费。如果村民上大学，学费也由村里负担。村民享受的福利费用每年每人平均6700元。
　　村里有26家村营企业，诸如拉面工厂等。1984年，村办企业的总产值只有70万元，到1995年已经达到12亿，实现了飞跃发展。但是村里不允许办个人的商店及私营企业，也不允许从事卡拉OK等营业。这是因为，上述的营业被认为不利于贯彻集体主义。
　　“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是不平等，财富集中到少数特权及富裕阶层手中，农民等弱势群体不能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南街村的做法暂且不论，它的尝试开辟了一条确保村民很快过上“小康生活”的道路。
　　在南街村的村营面粉厂作财务工作的李永旗（24岁），今年元旦与在同村结识的男朋友举行了婚礼。现在与在村营工艺品公司工作的丈夫及公公、婆婆住在一起。住宅是村营两间一套（75平方米）的
　　结婚仪式按南街村的规矩，由村里举行“集体婚礼”，婚礼每年元旦举行一次。今年的集体婚礼包括李永旗夫妇，共有20对新郎、新娘参加。村里送给新人的纪念品是《毛泽东选集》。
　　集体婚礼是南街村集体主义的一个象征。村党委书记王宏斌说，举行集体婚礼的目的是杜绝浪费，培养新人的集体主义观念。虽然不强制参加集体婚礼，但是如果忌讳参加集体婚礼就等于不服从村当局意见。也许是这个原因，据说至今还没有新郎、新娘拒绝参加集体婚礼。在集体主义的压力下，参加集体婚礼似乎事实上已经成了村民的“义务”
　　南街村集体主义的另一个象征是搞军事训练。村里有约8500人的民兵，其中多数是非南街村出身，而在南街村的企业中工作的人。通过军训，向村民等灌输集体主义思想。
　　长期在南街村工作，并做出较大贡献的非南街村出身者，村里给予他们“名誉村民”资格。得到这个资格的人可享受与本村村民一样的待遇。因此申请当“名誉村民”的人非常多。
　　中国还有约3000万人没有达到温饱水平，而另一方面，富者更富，贫富差距拉大。正因为如此，村民过着平等而稳定生活的南街村的现状值得关注
　　但是，南街村的体制是在严格的规章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南街村有可称为“村的宪法”的规章制度，分思想、工作、生活三方面，共有23条，违反者将受到处罚。
　　进而，村里还有定期从思想、纪律、卫生等十个方面检查各家庭执行规章制度情况的制度。根据检查结果，只要有一个方面不合格，部分福利就得自费。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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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云轩

南街村工业圆

0630

别忘了给孩子们讲讲毛泽东时代的事：那时候天是蓝的，水也是绿的，庄稼是长在地里的，猪肉是可以放心吃的，耗子还是怕猫的，法庭是讲理的，结婚是先谈恋爱的，理发店是只管理发的，药是可以治病的，医生是救死扶伤的，拍电影是不需要陪导演睡觉的，照相是要穿衣服的，欠钱是要还的，孩子的爸爸是明确的，学校是不图挣钱的，白痴是不能当教授的，卖狗肉是不能挂羊头的，结婚了是不能泡MM的，买东西是要付钱的,哈哈

紫云轩

　韩毓海《漫长的革命——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值得一读，主要在于这是一篇比较客观的历史地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一些观点值得进一步的思考，故此推荐，供网友参考。受此启发，本人也谈一点感想。主要是对于毛泽东思想，我认为目前最需要的是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这种研究，需要转换一些传统的视角，即对毛泽东思想的单纯概念性的文本解读，而应当放到其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任务和面临的具体政治社会矛盾中去，尤其是不能脱离毛泽东所面临的时代任务和具体历史状况
　　就时代任务而言，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就是资本对人的统治和异化的反抗，尤其是整个劳动大众对于资本主义压迫的摆脱；在一国范围内，就是工业化的实现和国家的崛起。而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又是联系在一起的。落后国家要摆脱已经崛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统治，就必须有新的力量的支持，并且这个力量能达到足够的强大；而要获得这种新的力量，就必须允诺比资本主义更为先进的制度。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是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过程中，以标榜“平等、自由、博爱”的文化理念而获得道义支持的，但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这种“平等、自由、博爱”永远只能在资本占有者阶层的有限范围内实现，对于只能出卖劳动力的阶层不过是一个画饼。同时资本的贪婪性很快便不惜以人类的共同生存环境的破坏和战争的毁灭为代价进行自我扩张，在一个世纪内就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并进行成百万人的大规模屠杀。人类要解脱这种状况，实现广泛的解放，就必须建立起更加先进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必须既能如资本主义那样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又能广泛地实现“平等、自由、博爱”，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对人的异化。这种制度就只能是以劳动大众对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社会制度。作为“平等、自由、博爱”得到广泛实现的物质基础和保障的“经济平等”也就必然地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以强调。并且这个制度的初始阶段要得以维持，就必须对其反抗力量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这个时期，对于反对和破坏有利于更广泛地实现“平等、自由、博爱”的制度者的“平等、自由、博爱”就必须受到限制，直到这种制度得到广泛的巩固而不得不为之。尽管如此，在这种先进的制度下，“平等、自由、博爱”比资本控制下的社会制度也要实现得广泛得多。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明确地告诉人们，离开具体的社会结构抽象地谈论“平等、自由、博爱”是危险的，就是这种抽象的谈论不仅不利于“平等、自由、博爱”的广泛实现，还会掩盖社会不平等、剥削、争斗、多数人不自由的残酷现实。要建立和巩固一种先进的制度，就必须创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即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文化，没有这种文化的支持，也就是没有这种制度的理念的支持。因为人的行为决定和支配社会制度，而理念是行为的先导。一种旧的观念下支持的社会制度可以用暴力摧毁，但支持这种制度的文化理念却无法用暴力摧毁。只要这种文化理念没有瓦解，其所支持的这种制度就可能以旧的或新的形式再度发芽生长。这是毛泽东所不得不面临的一个文化难题，也是斯大林没有专门予以关注的一个问题。
。

紫云轩

就毛泽东所面临的历史状况而言，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已经高度发达，而中国还是一个以手工劳动为主、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大规模地提高人的素质，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进而发展生产力，就是一个十分艰难而又缺乏经验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显然采取历史上约定俗成的精英主义立场和路线是行不通的，很快就会丧失大众的支持，因为这既与大众的广泛利益要求相悖，也与起初的制度承诺不符。但是，这种历史的困境也显然并未为当时社会的精英所广泛理解，因而产生了冲突。例如，向文盲广泛存在而又条件艰苦的农村传播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就需要依赖城市的知识群体走到农村去，但这要牺牲他们的安逸、舒适甚至经济上的某些利益，就难免产生不合作，甚至抱怨。事实说明，建国后新成长的知识群体这个工作要容易做得多。事实也说明，无论旧的和新的知识群体由于政策的指引、环境的驱使，许多人还是到了这个国家建设的最艰苦的地方，甚至广大的农村，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不能否认的。例如，本人所在的农村地区的学校，70年代许多教师就是从城市下放的，文化水平在当时比较来说都相当的高，正是这样一个群体，奠定了中国现代农村教育的基础，保障了改革开放以后向城市输送大批的人才。这些优秀的知识群体至今为当地人所怀念。对于一些抱怨，我认为要历史地看，从个人利益的损失方面加以更多的理解；但是，怀有抱怨的人也要历史地看，超越自身的利益角度。尽管这不可能人人做到，但总是有益的。实际上，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超越个人的利益的知识精英也是不少的。例如，一些杰出的科学家抛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到了还很穷困的国家。例如，藏克家、贺敬之们不仅没有抱怨，还写出了很优秀的诗篇。其实，他们不过是明白了他们所处的国家发展的历史困境和自己的历史任务后而所具有的自觉。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在一定意义上，其实也是一些人对于中国历史困境和任务的理解，也是对自身遭遇的理解。
　　研究毛泽东思想，目的在于通过对以往经验和教训的正确检视，为寻求当下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帮助，而不是单纯地为其正确性与否寻求论据。过去了的历史已经过去，只有为了现在和未来的朝向更加光明的历史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历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中，毛泽东大约是对文艺问题发言最多的一位。与中国社会主义进程紧密相关的毛泽东思想中包含如此众多的文艺问题，这无疑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挑战。这既是对政治和历史专业的研究者的挑战，更是对文学研究者的挑战。它几乎天然的使对这时期的文艺问题的研究无法脱离政治和历史。
　　伟大的中国革命，它的胜利首先是与数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彻底崩溃为标志的。这是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一件大事。

　　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国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魏晋以前，这样的基础主要是围绕着皇权建立起来的。而在魏晋之后，官僚士大夫阶层在维护这种基础方面，扮演着日易重要的作用。而在明末以来，地方豪绅和地主阶级则成为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的主要承载者。这种变迁在李贽的思想，特别是顾炎武的“封建论”中，有深刻的表达。总之，这个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的方式，逐渐经历了一个“下行”和向社会，民间“渗透”的历史过程。
　　特别是，清代以来，中国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主要是由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一家一户”的“私”的家长制度承载的。这种地方地主和豪绅制度在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和清政府的改良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一方面，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豪绅力量，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的崛起，表明地方地主阶级既是封建政治经济制度的维护者，也是封建文化体系的传人和维护者，另一方面，曾国藩同时也是晚清改良主义的洋务运动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发起者，这种改良主义运动既表现了封建国家统治深入到地方的过程，也表现为封建主义的自我瓦解的趋向这种趋向在晚清的条件下，是伴随着面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自强运动”展开的，即允许地方豪绅有兴办企业和学校的权力，以促使封建国家的税收和调整统治方式。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中国革命者，对地方地主阶级作为封建制度的主要承担者的认识是十分清楚的，“建立民国”与“平均地权”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不可分割的目标。汪晖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曾经描述到：
　　晚清革命者已经意识到加强地方乡绅/地主制度的力量以及地方分权改革都是晚清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因而这些制度和改革是和皇权的合法性密切相关的。辛亥革命之后，这一看法逐渐流行。这就是晚清改革的悖论：王朝合法性对地方自治的依赖与地方自治对王朝合法性的瓦解相并存。如果说明末清初的“封建”思想(如顾炎武)是通过确认地主土地所有制来限定君权所有制，那么，清末民初的均田主张却包含着对土地私有制的激烈批判，这种批判的根据之一是对皇权及其社会基础的否定，另一依据则是清代中期以降日渐发展的土地兼并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奏，是由无产阶级和其农民同盟军完成的对中国资产阶级上述矛盾“悖论”角色的历史扬弃，完成的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力完成的对封建主义的彻底革命中国的近代历史表明：对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的革命，不能由与地方地主阶级有着密切联系，或者就是由地主转化来的中国特殊的资产阶级完成，因为那种联系使这个面目不清的，角色模糊的阶级，对历史的认识也是模糊的，它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注定也是面目不清的。如果说历史或者对历史的“现代理解”就是把历史看作人类有意识的自觉行动的话，那么，始终有意识的，和自觉的要推翻封建主义制度的是中国的农民阶级和由他们转化的城市无产阶级。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不是一种“彻底的革命”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缺乏对历史和自己行为的自觉的意识。中国资产阶级意识不到现代中国历史，特别是封建主义的历史的真实命运，这一点是由它与封建主义的近代承载者地主阶级的天然联系决定的。
　　因此，在政治和经济上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斗争，也就必然是这种斗争的现代承担者中国无产阶级申述他自己明确的历史意识和对中国现代历史命运的评价的重要时刻。这种对历史的命运的申述和对革命者自己命运的申述是密切联系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作了经典阐发)，无产阶级革命是有意识的，自觉的理解历史命运，并使自己的解放与这种真实的历史统一起来的运动。这种革命不但是政治经济的运动，还表现为一种有自觉的历史意识的阶级的运??至是有明确思想意识纲领指导的现代阶级运动或者说，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运动必然是一种思想文化运动。
　　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正是这样的运动。在土改运动在中国接近高潮和尾声的时刻，毛泽东明确的把这种运动引向了革命者对自己明确的历史意识的申述和宣扬，他准确的选择了电影《武训传》作为申述革命者自觉的历史意识的靶子和对立面。
　　电影《武训传》叙述的是晚清以来，山东聊城唐邑县一个叫武训的乞丐，在地方乡绅的支持下，用乞讨得来的钱兴办“义学”的故事。这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绕有趣味”的意识形态本文。一方面，在近代历史上，这种乡绅即地方地主是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的主要承载者，这种政治功能特别体现在对晚清农民造反运动的镇压方面；另一方面，晚清的地方自治运动，是维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即使乡绅兴办的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企业，也是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上的，即无论乡绅建立的企业还是学校，都是以土地地租的经济形式为基础的事实上，历史调查表明，武训的确是以乞讨来的钱置办了田产，并以地租的利息来兴办“义
　　马克思主义不能认同这种叙事是显而易见的。这绝不仅仅是因为：与地主阶级联合或者歌颂这种联合，看起来与正在进行的土改运动明显的背道而驰，而且更是因为，它与共产党正在进行的推广全民识字率的推进现代化的伟大工作背道而驰，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在广大农村进行“识字班”运动，新中国的废除土地地主所有制，就是要废除封建贵族教育的经济基础，使所有农民的孩子可以受到现代教育。与这个伟大运动相反，地方乡绅的所谓“义学”由于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正是这种所有制形式剥夺了下层社会有受教育的经济能力。还有，在现代性的方案中，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以“劳动”组织起来的历史框架中，“乞讨”和“乞丐”完全是一种反常的，甚至是变态的，丧失“理性”的耻辱。
　　但是，电影《武训传》却受到巨大的欢呼，这种欢呼在土地改革和全民教育体系的推广的决定性历史时刻发生，看起来不免有些奇怪。因为这部电影不但很难说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且的确非常明显的与土改和新中国的全民教育思想严重矛盾。问题的严重之处还在于：看起来不但是广大观众和评论家，而且是党本身，对中国历史和自己的历史命运，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没有清醒认识革命丧失了其历史目标，无产阶级丧失了自己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这一点在这种盲目的一片欢呼声中暴露无遗。毛泽东忧心忡忡的，也是十分惊讶的发现了这一切，这种发现随后马上就变成了怒不可遏，他简明的批评道：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紫云轩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于到了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予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也不去研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甚至向这些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

　　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第一次介入文艺问题的讨论。毛泽东对文艺的态度，表达的是他从这个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阐述，它鲜明的表明：如果现代性的视野把“历史”看作有意识的人的自觉行为的话，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历史观的坚定捍卫者。毛泽东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甚至革命者本身就自然的意识到这种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革命的“受益者”和“参与者”未必都是“自觉的革命者”，一场被历史裹挟的革命运动，和自觉的意识到“历史”的革命运动还是两hui
　　毛泽东随后在关于《红楼梦》的讨论中，再次发现经验主义的历史观在思想界的统治，这种“就事论事”的历史观表达了一种态度，或者说在它“反对一切理论阐述”的立场中表达的正是一种鲜明的理论态度，它把历史研究当成了文物研究，用自然科学的对待自然界的方法对待活的人类历史。由于党的报刊《人民日报》和《文艺报》完全站在这种经验主义的立场上，所以，毛泽东加强了这样的判断：领导人民以政治革命推翻了反动统治的党，正在领导从经济上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党，却没有从思想和文化上自觉意识到这种政治和经济革命的真正价值，意义和历史命运。“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密史》和《武训传》放映的情况是相同的。”14毛泽东的这种理解是非常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据马克思的解释，社会主义革命是摆脱人，劳动和历史的异化的伟大运动，这个运动不会因为在政治和经济上克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的“革命”而终结，因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是这种人，劳动和历史异化的结果，不是其原因。因此，如果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革命胜利后，不提高自己的觉悟，不把人，劳动和历史改造成自觉的活动，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也难逃异化的厄运，而首先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样，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不但不能从异化的历史中解放出来，而且它本身就成为异化的，有局限的历史的产物因为只要无产阶级把自己的革命仅仅理解为政治和经济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就如同历史上一切革命一样是有局限性的。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完成的政治经济革命，不能“自动”的成为一种被无产阶级自觉意识到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革命不一定“天然的”是一种“自觉”的革命，除非它积极的把这种革命上升到“现代人的活动”的高度去理解：人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的产物，是劳动者，而且也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是文化和历史活动的自觉的，有意识的创造者。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或者毛泽东式的这种理解，不但与资产阶级，而且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者非常不同。
　　毫无疑问，一般的社会主义在坚持"集中化"方面的确不象资本主义那样"欲盖弥彰"，而是相当直率和理直气壮，在这方面最为专断傲慢的态度是苏联式的苏联社会主义集团并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包含什么矛盾，斯大林认为这些矛盾和困境是资本主义独有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斯大林改造，他认为由于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所领导的制度"已经在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哲学上完全克服了这些矛盾和困境。"
　　作为一种回答，"斯大林主义"就是对这些矛盾的全面超越和总体解决。苏联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它不但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的统治，而且是受到一种哲学，文化和科学保证和指导的政治经济统治，它已经把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一网打尽，高度集中的组织起来，它鲜明的表现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日益集中化的权力网络这种高度的集中化甚至被它们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与此不同，在中国50-70年代据支配地位的毛泽东思想却这样看(尽管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也不是一个整体，特别是在1956年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着这些矛盾，面临着这些困境这些矛盾在他发表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有较全面的论述。毛泽东认为，这些矛盾既包括现代化社会的普遍后果："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的集团'。还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的差别。"也包括普遍的利益分化和不可能消除的人的个性的差别，即所谓"有朝气蓬勃的人"也有"暮气沉沉的人"。这种特殊的思路决定了后来毛泽东思想的进向1958年，当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之后，毛泽东便开始进一步思考特定的现代社会的后果"工业化"造成的后果了。他倾向于认为：仿照苏联的"五年计划"的工业化造成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这种所谓"三大差别"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如果毛泽东的这种思考一开始还没有影响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的话，那么，日益紧张的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则促使了中国发展道路的转向。195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庆典上，赫鲁晓夫给中国带来的"贺礼"是核恐吓和撤退专家。苏联"援助"的丧失不仅仅使中国背上惩罚性的债务，更重要的是，由于资金的短缺，中国依靠"资本密集型"发展大工业的现实可能性几乎失去了，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久被搁置的，由毛泽东提议的"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直接后果就是"大跃进"，实际上才迫不得已的成为发展的唯一可能。

紫云轩

正因为仿照苏联模式进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双重后果，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明显升级的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后果的批判，的确十分类似马克思对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后果的批判。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由于消灭了财产关系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有希望消灭工业化的这些后果。但是，与韦伯和托洛茨基十分相似，毛泽东认为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却使一批国家官僚以人民的名义，并不"占有"但"实际上支配"生产资料。这些官僚以他们特殊的政治地位，填充了当年利用特殊的经济地位对社会进行剥削的"统治者"角色。这个利用特殊的政治地位获得经济利益的阶层，和原来的利用剥削的不道德的经济关系获得利益的资产阶级一样，构成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毛泽东1956年关于"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的说法于是逐步升级最终成为以群众运动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阶级斗
　　当然，指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造成的严重后果，指出这种"社会主义的工业化"
　　完全没有象马克思所预言的，比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更民主，更进步，而是恰恰相反――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以后第一个发现这一点的人，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但是，与作为学者的韦伯等人不同，毛泽东却是唯一一个，当然也是第一个这样看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领袖。这种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不同的进路。
　　为什么会是这样？在诸多解释中主要的我认为是50年代中期的毛泽东“退居二线”的特殊作用。这种“退居二线”使毛泽东能够相对自由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从事调查研究，以他所说的“打游击”的游击队方式摆脱具体管理者的角色。与那种毛泽东“离开权力”和“要求重返权力中心的焦虑”的说法不同，毛泽东实际上开始以这样的方式对管理者的权力进行监督这种监督采取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民代言人”的批判的方式。有人认为毛泽东“退居二线”是党内“分裂”的开始，但是，这种分裂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权”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解释权”的分离。这种政治“管理权”与“解释权”的分离的确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实验形式，但是，问题出在：整个“解释权”并不是以一种制度的方式，或者说“法典”的方式(象西方世界那样)存在，而是体现在作为“革命导师”的毛泽东思想，最后就是毛泽东本人身上。一个关键的问题总是困扰我们：为什么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实验会导致无法解决的混乱甚至群众的内哄？换句话说，为什么那些批判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和组织最终难免变成彼此对立的“派”，而每一“派”都宣称忠于毛主席和代表毛泽东思想？那就是这种围绕着“解释权”的合法性的斗争在这种条件下其实不可避免由于这种“解释权”并不是“自主化”的，而是人格化的，它不能，也不是对管理的“制度化”的监督，它甚至根本也不是一种“制度”或一系列“制度”，而是“人民群众”以毛泽东思想的名义或毛泽东本人的巨大威望，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监督”当然，如果非要反过来说也可以：那就是毛泽东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特别是人民群众的“群众运动”，来扩大他的“个人崇拜”，用这种“个人”对党的管理者进行监督
　　但也正是由于毛泽东是人民中国和党的缔造者，他的许多革命同志与他一样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所以，尽管他看到城市化和工业化势必造成一个封闭的，只关心自身特殊利益的官僚阶层，造成了党的"退化变质"，他还是相信这个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即使在最激进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把针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视为"政治革命"，而只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文化革命
　　同样，毛泽东本人，象18世纪以来的思想家，特别是马克思一样，既是现代性的目的论者，也并没有彻底怀疑过工业化。这意味着，他没有怀疑过这样的"发展主义"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工业化的水平和程度之上。因为18世纪的思想，就是建立在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可疑的，孤立的和实证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论证之上的。尽管无论马克思还是毛泽东对工业革命的负面结果均有深刻的认识。今天，由于发达国家对工业化和制造业的转移和放弃，新兴地区(特别是日本)的崛起的事实，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活动完全不等于工业化大生产，而是一个包含了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的不同环节的过程。然而，毛泽东毕竟没有生活在这样一个工业化模式被日益放弃的时代。相反，毛泽东全力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这首先是因为在他的时代“工业化”是世界潮流。毫无疑问，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的人民中国，几乎普及了识字率，极大提高了下层社会和女性的地位和尊严，提高了中国人民的平均福利和人均寿命，建造了完善的工业基础和市场交换的人的和物质的条件，为中国的世纪崛起，奠定了举世公认的基础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指出，毛泽东认为工业化程度不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的看法，今天看来是正确的。这个看法，与马克思关于"商品贸易"与"工业生产"同样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的看法一样，是对僵化的"工业化"论者的有力批评。
　　实际上，并非反对现代化，而正是现代化的后果(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工业化的后果)，与社会主义理想的矛盾，构成了建国后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深刻的内在于马列主义的知识体系中同时，也深刻的内在于18世纪以来整个西方知识体系中，这就是：在马列主义看来：一方面工业化程度和经济水平不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尺度，因为这个标准在相当程度上应该是社会平等和社会民主的标准；另一方面，马列主义却认为工业化程度是社会进步的前提。这样的知识矛盾在本世纪的50年代末深刻的出现在毛泽东的脑海里他问：社会主义的不占有，然而支配生产资料的官僚，与资本主义的“经理”有什么不同？如果他们之间很少不同的话，那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同？如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完全受经济的唯一原则支配，那么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在哪里呢？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目的”的追问，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在于发展生产还是人民民主的追问，是对社会主义的历史目的论的追问这种历史目的论预设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改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合目的的统一。”这种追问也表达了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学的特色毛泽东本人可能是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平民经济学家”，他不是站在资本的所有者和社会管理者的角度去理解生产，消费和就业问题的，而是站在一般平民的立场上理解这些问题，毫无疑问，这样的平民经济学天然的拒绝盲目生产，消费差距，同时，坚决拒绝失业。但是，既要“发展”又必须保证这些目标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呢？转自81.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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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力图通过这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回答这些问题：尽管历史唯物主义预先假设了经济因素为基础，毛泽东认为，人类历史上漫长的时期的确如此，但是，他认为无产阶级一旦开创了不再由经济支配而相反经济只是社会附属的时代，这种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再适合新的社会，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采取了新的形式。不是经济的决定作用，而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造成的人民的“主人翁意识”，是人民的“觉悟”和“创造性”，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所在。
　　毛泽东思想经常被要求要对50~70年代中国的经济停滞，混乱的阶级斗争，个人崇拜负责，但是，正是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的人民在他那里经常就是“农民”，通过艰苦的劳动，为人民中国的生存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劳动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而人民也付出了严重的代价但是，我们总是忘了问一问：如果人民实际上不再相信自己是社会的主人结果会是怎样因为在毛泽东时代，人民之所以愿意负出代价正是因为人民相信自己是社会的主人。阶级斗争造成的混乱和个人崇拜的严重失误也应该把对当时历史状况的困难考虑在内：一方面是中国工业化的某种看的见的后果，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当时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全球霸权力量(这在1959年的戴维营会谈中表现的十分清楚)，它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同样的进行核恐吓内部则是严重的官僚集团的专政。毛泽东思想就是这种知识和现实的矛盾的产物。我认为，如果讨论毛泽东思想的失误，首先应该是把这种失误看作是受到这种特定知识和现实局限造成的。

紫云轩

由于这样的局限，毛泽东选择的可能性实际上不大。也许他只能相信，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有能力和信心克服这些矛盾。从50年代末开始，毛泽东先是把视野由城市工业化转向农村公社化，然后，在60年代中又转向城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基本思路是通过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来克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后果，同时探索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式。毛泽东认为群众运动就是这些矛盾的释放，而这些矛盾的释放反过来有利于强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结构力度和发展进程当然，这里的前提是必须探索一条特殊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他甚至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努力把这种态度发展为一种哲学。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回答是改革传统生产关系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是什么？斯大林主义的回答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就是生产力。毛泽东拒绝这样的回答，社会主义社会不但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且现代化社会的那些普遍的对立性后果，与整个人类活动相伴随的人的经济的，阶级的，文化的和个性的差异和矛盾，象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一样，深深的植根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之中。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是什么呢？毛泽东坚定的认为是这些从根本上说永存的"矛盾"。他说："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正是这句话使他与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划开了距离。1956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和1966年的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启了两个结局并不美妙的时期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失败实验。首先，这两个实验的开端都与文学有关，但是，显然绝非简单的为了解决文学问题。1956年的"百花运动"首先导源于苏联的"解冻"运动和"非斯大林主义"运动，以及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毛泽东把2者通过这样的思想联系起来：开放这些矛盾，将有利于社会主义现??造成"民主"和"心情舒畅"的局面对现代化高潮有利无害，相反，倒是社会主义现代性优越之所在，因为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最终可以克服这些矛盾。但是，事实上当这些矛盾的释放无法在社会主义的现代构想中解决，反倒使人们更深入的陷入无穷的矛盾和困境中时，他就不得不终止这些实验，甚至不惜以类似斯大林主义的方式使其暂停。在这里，"毛泽东式的悖论循环”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进步，却不能不与特定的发展生产力的方案(在当时的理解就是国家工业化)结合起来并以工业化为前提，或者说工业化是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发展主义")，那么，高度工业化与官僚政治，城乡差别，社会分化这种"副产品"之间的联系就同样也是必然的。于是，在这样的"现代化"道路上，在这样的现代性的思路中，完全不能设想，对官僚政治和社会分化的攻击，不会威胁工业化进程。而对工业化的威胁，对发展经济的威胁，也就是对"生产"的威胁，无论在马列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的意义上，这也就是对"社会进步"的威胁。如果说，毛泽东当发现"生产"受到威胁的时候就会立即停止他激进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话，那么，任何人以维护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来维护社会分化和官僚制度，甚至放弃某些社会主义的原则就也是说得通的。
　　由于"文化大革命"实验的失败，我们很难判定毛泽东的思路究竟是否成功了。这种思路是：以开放和释放矛盾的方式强化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结构。以开放矛盾的方式加强"集中化"，工业化，以"抓革命"来"促生产""以造反和革命的方式进行统治"，不过意味着摸索和设想一种道路以摆脱官僚制度和社会分化的方式，来进行高速工业化。但是，有一点却是毛泽东思想所揭示的现代性社会的一种"描述性"的"真实"：现代社会是一个内在矛盾的社会，但是，其总体趋向却是趋于"集中化"。或者，现代社会是"集中化"的，充满矛盾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要反对的官僚制度和社会不平等，正是高速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而恰好不是工业化所能够消除的。
　　今天看来，仅仅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远远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解释困境。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做“现代化论”的理解十分成问题。因为马克思虽然认为现代工业化是社会进步的条件，但这并不意味这马克思对这种工业化的后果漠然视之。相反，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在对这个后果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激烈批判之上的。马克思以这样的方式揭示了人类的现代困境(如果不是解决这个困境的话)，而声称“那段历史永远终结了”，不过是为了使我们忘记我们依旧处在那个历史的困境中不得其出的现实处境，这个困境就是中国现代性的困境。
　　毛泽东曾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设计蓝图说："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样一种生动的政治局面。"但是，今天这听起来就是对韦伯所描述的灰色的现代困境状态的乐观的，理想主义的玫瑰色的表述罢了。如今，这种玫瑰色已经消退，看起来，剩下的依然是那种严酷的困境：在新的条件下的社会日益集中化，也制造出新的矛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