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云轩

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向“官国”开炮

　　早在1944年11月，当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初露端倪的时候，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就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在毛泽东看来，骄傲，就必然脱离群众，在取得政权之后，就会贪图享受，骄奢淫逸，重蹈历史上农民战争屡遭失败的覆辙。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要防止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的警示，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六条规定：一曰不做寿，二曰不送礼；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后来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重申必须坚持“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这表明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把党执政后反腐蚀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毛泽东上述基于对党的事业深刻理解而作出的高屋建瓴的科学预见，是我们党执政必须具备的一种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是共产党员保持无产阶级先进战士本色、拒腐防变的长鸣警钟。

　　毛泽东的一生，是争取人民主权、捍卫人民主权的一生。他萦萦于心的是天下的苍生，最痛恨的是那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主义作风。我们知道，官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以往一切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所固有的特征。这是因为剥削阶级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拼命维护他们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借助庞大的官僚国家机器实施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使国家日益成为脱离社会的机关。这种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官僚与社会的对立和分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现象消失了，主权回到人民的手中。但必须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民群众在相当长的时期还难以达到直接地、普遍地参加社会管理的水平，所以人民的权力是通过自己的利益代表者，即共产党和国家权力机关来实现的。这样，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与人民的关系如何，就直接关系到这个政权的性质。同时还要看到，旧的思想意识是不可能和被推翻的旧制度一起被埋葬掉，它会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并影响着人们。像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2000多年封建统治，在近代又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遗毒根深蒂固，这不能不是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以复活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原因。这正是谢老称之为“官国”的传统习惯势力的根源所在。所以，毛泽东尖锐地把官僚主义称作“反人民的作风”，他说，官僚主义作风，“就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一再告诫全党：“不要滋生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铲除特权才能防止人民江山变色

　　在毛泽东看来，官僚主义的实质是一种特权的思想和作风。这种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看作是个人的专利、专权，它不但会表现在漠视群众疾苦甚至欺压百性的工作作风上，而且也会表现在以这种特权来谋取个人的私利。毛泽东极端憎恶特权的思想和作风，他是官僚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饱含深情地回忆井冈山斗争时牺牲的同志，卢德铭、何挺颖、王尔琢、张子清、伍中豪……，他说，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就看到了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几岁呀！这时，毛泽东的思绪回到亿万工农百战多的艰苦岁月，目光却射向未来，他深深地思考和担忧，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会不会因为我们队伍中的特权思想滋长而改变颜色？他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他以苏联为例，说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他接着说，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的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的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这时他特别提出，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了，不能从我们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丢了。这些令人振聋发聩的深刻思想，是毛泽东1945年提出以民主新路跳出“兴勃亡忽”历史周期率、1949年提出“进京赶考”等一系列思考的延续和深化。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思考和历史课题，后辈共产党人应当加以警惕和自律；以能够交出一份让革命先烈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满意的答卷。

　　从制度上入手打破“官国”传统

　　1959年谢老在井冈山慰问老区时曾说，中国第一个在制度上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井冈山的士兵委员会就是一个例子，当官的没有特权了。我们就靠这个，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打下的天下。他联系实际、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我的亲戚要我帮忙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觉得坐我的小车，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好，是正常的。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讲不正常，危险。是的，进城之后当了官，面对可能滋长的特权思想和作风，一些从井冈山，从万里长征，从延安过来的老同志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求索破题之途。在谢老讲这番话之后的第六个年头，毛泽东在井冈山与陪同的同志一起探讨什么是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的时候，也特别强调士兵委员会的重要作用。他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临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得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由此可见，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通过有效的政治民主制度，依靠群众的监督力量，来保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

　　毛泽东这是从制度上思考拒腐防变的问题，在这里，他仍然是把人民群众作为权力的主体来考虑的。他认为，要根治官僚主义，重要的是要扩大民主，特别是要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和监督。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力问题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在他看来，这种权利是至关重要的，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和重要保证。他说，“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这就是说，只有劳动者的管理权得到保证，即能够以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才能使党和国家机关、部队、企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制止特权思想的滋生。

　　打破“官国”传统的制度必须依靠人来执行

　　毛泽东重视从制度上防止腐化变质，同时他又强调关键还是人的问题，因为任何制度都是靠人来制定和执行的。如果一个共产党员失去了理想和信念，醉心于利用官场谋取私利，再好的制度也会被搁置，被践踏。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使之能始终保持社会公仆的本色。当时，八机部部长、井冈山老战士陈正人通过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调查研究，真正做到了同工人“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在报告中深有感触地说：“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看了他的报告后作了如下批示：“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他在批示中还尖锐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泽东怀有深刻的忧虑，担心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会不会改变颜色。

　　毛泽东同“官国”传统决裂的现实意义

　　如果说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估计还过于严重的话，那么在今天却更加显示出这个警示的历史洞察力和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人民的生活也有显著改善，但勿庸讳言，我们的干部队伍也出现了诸多令人堪忧的问题。应当看到，在当今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国际态势下，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那种特权思想除了继续表现在工作作风之外，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失去了理想信念，疯狂地走上了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不择手段攫取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罪恶道路。有的利用手中特权贪污受贿，盗窃国库，榨取人民血汗，聚集大量财富；有的则官商勾结，权力投资，为谋取不义之财，视工人生命如草芥，成为新的吸血鬼；有的纵容家属经商，利用特权一夜暴富，自己却作秀清廉公正，欺骗公众；有的以末日心态大量掠取财富，在国外营造销金窟，怀揣多国护照，随时准备开溜；有的活像封建时代官吏，戴了乌纱还嫌小，着了红袍想紫袍，跑官买官，卖官鬻爵，时刻计算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准备大捞一把；有的为保住金交椅，守住特权，竟烧香拜佛，弄神作鬼，乞灵风水，迷信忌讳，修祖坟，建祠堂，封建霉味十足；等等，不一而足。中央虽三令五申，严加惩治，但这样的人仍前仆后继，揭出的事实触目惊心，叹为观止。那些极端的腐败分子，是社会主义的蛀虫，是和平时期党的事业的背叛者。写至此，深感毛泽东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是值得我们高度警觉的。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在中国，“官国”的传统具有非常深厚的土壤，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习惯势力！一切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党的事业的拥护者，都要同这种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我们要永远记住毛泽东的教导：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才是高级趣味。共产党员要勇于埋葬官场习气，打破特权思想。（梁柱）

　　［作者简介］梁柱，男，1935年12月生，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现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党史专家、国史专家。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学科评审组副组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等。著有《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探析》、《毛泽东思想若干问题研究》、《履冰问道集》等十余部专著。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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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强了！毛泽东对西藏平叛及国际反响的讲话酣畅淋漓！发贴者：akaaaa　2007/08/29 10:17　来源论坛：东方军事 　点击：8546次　我来说两句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2]和阿沛[3]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4]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5]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末，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五万军队，二十万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剩下一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6]。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7]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



　　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9]。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10]，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11]。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12]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13]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紫云轩

　　毛泽东说，乡村“神医有三个好处：神药它保险，不会害人，没有毒；第二个好处是省钱，几个铜板就可以了；第三是给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  

　　“赤脚医生”这个词1968年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随之流行。其本义是指中国农村中不脱产的基层卫生人员。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公社社员经过一定时期的培训，具有一定的医疗卫生知识和技能，他们一面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面为社员治病，鼎盛时人数在100万以上。赤脚医生大量采用中草药和针灸疗法，一度扭转了中医在20世纪日渐衰微的社会影响。
　　
　　几乎被国民党政府明令禁止的中医，在六七十年代的医疗体制中占据了话语的制高点，这种逆转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毛泽东大发雷霆

　　1965年毛泽东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不禁大发脾气。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认为，毛泽东的态度是对一组数字的反应：“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这几乎是对1949年以来的医疗卫生工作最严厉的质疑。为了改变最底层尤其是市镇之外的农民缺医少药的局面，1965年之前已经出台了各种方案并加以实行。尤其是临时组建下乡巡诊的医疗队最为常见。这些医疗队有的来向自城市和县城，有的出自镇一级的卫生院或者联合诊所，有的则是以“土改”或“四清”工作队的名义下乡，但并未真正解决亟需解决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杨念群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即便医疗队密度再大地穿梭巡医，与居住过度分散的农民求医的渴望和比，无异丁杯水车薪。医生无法留在乡下对农村的医疗保障来说是致命的缺陷。杨念群认为，毛泽东发怒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医一直没有整合进农村医疗资源。  

　　尽管1949年以来政府即提倡中西医的团结和互相学习，很多中医也逐渐学会了注射等西医诊疗技术，并且参加各地防疫活动，但中医整体被贬抑的评价并没有根本改变。1954年毛泽东曾说，解放后卫生部门有宗派主义情绪，对扶植中医不积极，导致中西医没有团结好，责任主要在西医。他指责中央和各地卫生部门领导对中医中药抱有严重的粗暴的宗派主义态度，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

　　毛泽东并不掩饰对中医的兴趣。1958年他曾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但毛泽东的兴趣与其说是医学的，不如说是政治的。这种兴趣既源于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农村的了解，更和他的政治构想不可分割。“六二六指示” 认为西医教育和诊疗手段不适合农村。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6月26日大发雷霆之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召见卫生部长钱信忠等人，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事宜。谈话中，毛泽东忽然说，乡村“神医有三个好处：神药它保险，不会害人，没有毒；第二个好处是省钱，几个铜板就可以了；第三是给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

　　这时候，“毛泽东考虑最多的仍是‘中医’的位置。他心里很清楚，中国乡村医疗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绝大多数民众长期认可的医疗资源。”杨念群认为，这种资源不可能是西医，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它只为城市中占15%的“老爷”服务，而农民最相信的仍然是中医、1965年那次后来被称作“六二六指示”的讲话，被认为是赤脚医生的理论基础，毛泽东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成本最重要

　　“养得起”事关农村卫生保健制度的成本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念念不忘要将1949年之后仍受贬抑的中医整合进新制度，成本是重要原因。他带有怒气表态，是对当时医疗资源分配的不满，国家医疗资源严重倾斜在城市，城市中又倾斜向高收入人群；也是对西医排斥中医的不满。根据“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不脱产的卫生员制度正式迅速进入中央政府的议程，而“不脱产的卫生员”也即后来的赤脚医生的医疗活动中，大量使用了成本低廉的中医中药。

　　实际上，赤脚医生制度出现绝非1960年代灵机一动的创造。1930年代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举世闻名的“乡村建设运动”，吸引了大量知识精英加入，史称“博士下乡”；他们试图用试验的方法，探索使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方法途径，其中，毕业于协和医学院的陈志潜试图在定县建立“县、乡、村三级保健制度”，奋斗多年，成效不理想。

　　杨念群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陈志潜的失败与两个因素有关：首先他的医务人员来自城市，不能长期为当地服务；其次他坚决排除中医参与这一公共卫生体系。而赤脚医生制度俨然继承了陈志潜的设想，同时做了重要的改进。赤脚医生大多是本地农民，居住在乡村里，还要参加农业劳动挣工分，这大大加强了农民对他们的认同；另一方面，将价格低廉的中医药纳入治疗，降低了成本，有利于广泛覆盖、低水平的医疗保健制度建立。

　　“成本问题解决了，农民的医疗需求可以满足，也就可以有效地整合国家。”杨念群认为，1949年后大多数国家政策，比如户籍政策，工农业剪刀差等等，都违背城乡平等原则。但在医疗上，却实现了实际上的平等。这不是医疗资源分配在城乡之间绝对平衡，而是指医疗资源向农村倾斜，并且达到了一般意义的平等。

　　不管今人如何评价历史和人物，杨念群说，“通过吸纳中医，创设赤脚医生制度，为中国几亿分散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这是一个事实。”多年后，在评价中国医疗体制变革的历史时，赤脚医生更是常常被提起。有人叹息这一“公平的”制度后来消亡是一种不幸。“文革”结束之后，城市里迅速恢复了西医在医疗体系中的主流地位，赤脚医生的专业能力受到了怀疑，政治地位也急遽下降。随着公社解体，他们后来大多自行开业，很多人放弃了中医治疗手段，同时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法则。90年代药价飞涨，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城乡之间变得更加显著起来

[ 本帖最后由 紫云轩 于 2007-9-2 16:14 编辑 ]

紫云轩

　　　　《扬州十日记》真实细致地记录了清军在1645年4月攻陷扬州后的血腥屠城。清兵残暴，自是惨无人道；劫后之状，自是惨不忍睹。令人感到纳罕甚至有些愤慨的是汉人竟然是那样温顺如羊，没有血性。城破，守城明军争相逃命，自相践踏，宁可从城墙上摔下跌死，也不敢做抵抗。百姓亦然。路边一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汉人青壮男子五、六十人魂魄皆飞，无一人不至前者；然后乖乖地跟着上刑场：“跪！”随着一声喝令，众人齐刷刷倒地，引颈就戮。闻城破，“则邻人相约共迎王师，设案焚香，示不敢抗”。被搜查出来的人要么下跪乞命，要么献金讨饶，全无一点气节。“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清兵用刀胁迫被俘妇女脱去衣物，裸体相陪，所有的妇女都因武力相逼，相继脱去了衣服：“遂至裸体相向，隐私尽露，羞涩欲死之状，难以言喻。”之间，清兵说到清军入关前对朝鲜的征伐，这里引用原文：“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作者逃到其他宅院躲避，却一连被五进宅院里的难民给排挤出来，“凡可避处皆有人，必不肯容，由后至前，凡五进皆如是。”逃难之际，不是相互扶持，而是相互排斥，国家岂能不亡？再往后看，“屋中男女几十人皆鱼贯而缚之。”也就是说，屋子里几十个男男女女都被有秩序的绑在一起，也不挣扎，也不反抗，乖乖的任由敌人蹂躏践踏。查史料满清兴起时，人口不过百万，军队不过十数万；明朝人口数千万，军队上百万。然而，就是这十万清兵入主中原，如入无人之境！“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血洗江南、岭南，屠江阴、昆山、常熟、海宁、广州、赣州等，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短短三十多年间，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1623年）的5165万锐减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1908万，杀死汉人3200万，人口减少近三分之二！与其说清军何其凶残，我看还不如说汉人何其怯懦来得更贴切些！　  
     
    　　　　到了“南京大屠杀”情景并无二致。据史料记载，在日军攻陷南京时，国民党军队一如当年守卫扬州的明军，纷纷四处逃命，作鸟兽散。有的脱掉军装，混入百姓内，企图蒙混过关；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更是违背自己与南京城共存亡的偌言，在陷落前，扔下十几万军队和无数南京市民，率先逃之夭夭。被害的军民，在日军的屠刀下，温顺就戮，无一反抗。日军杀人的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有车裂，有活埋，有刀砍。有杀人比赛，有奸杀妇女。枪挑婴儿，剥皮抽筋，无所不用其极。死难者尸体盈野，血流成河，惨绝人鬟。在感叹日军的残暴之余，亦恨汉人坐以待毙，甘愿被缚，几十个人都不敢反抗，像牲畜一样的被敌人绑着蹂躏。时隔百年，对应的举动居然一点也没有变！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有这样的照片：几个日军赶着成群结队的中国军警前往江边，架起机枪集体屠杀，亦无反抗。多少年来，我们声讨日军的暴行。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政府与民间控诉日军残暴行为的宣传不少。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当时进攻南京的日军只有5万人，而守卫南京的国民党军队有15万人。结果是5万日军杀死了15万全副武装的中国军人外加15万中国老百姓！在日军侵华的八年间，到处烧杀抢掠，实行“三光”政策。除了“南京大屠杀”外，还制造了无数惨案。有“潘家峪惨案”、“济南惨案”、“杭州大屠杀”、“合肥大屠杀”、“长沙大屠杀”、“开封大屠杀”等等。在日本侵华战争初期，军队人数只有38万，而中国军队有200多万。但日本以区区弹丸之地和不及中国五分之一的军队，在中国大地上横冲直撞，打得中国军队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在侵华战争的八年时间内，以100多万军队杀死了3500多万中国军民！我深深为自己民族的怯弱感到羞耻，为本民族这样的凄惨遭遇感到悲哀！  
     
    　　　　与我们任人宰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人。1945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驻守冲绳岛的10万日军同20多万强行登陆的美军浴血奋战，直至最后一枪一弹。在空中，数千名神风特攻队队员，驾着满载炸弹的飞机冲破层层火网，撞向敌舰。另外，45万冲绳居民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敢与军队一起共赴国难。其中，战死和自杀者竟达12万人以上。日军驻冲绳岛守军司令牛岛满中将和参谋长长勇中将在弹尽粮绝的最后时刻，在其坚守的最后一条坑道入口处，按照武士道传统刨腹自杀。许多妇女儿童在最后时刻纷纷跳海自尽。在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绝境中，这些日本人同占绝对优势的美军拼死战斗了整整83天。在自己遭受惨重损失的同时，也迫使敌人付出了巨大代价。登陆美军伤亡高达4万9千人。其中包括美军司令官巴克纳中将。美国海军也遭到了其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损失，其中毁伤军舰400艘以上，伤亡官兵近万人。读史至此，我在想，假设我们能够有日本人一半的拼命精神，何至于发生什么“扬州十日”？什么“嘉定三屠”？什么“南京大屠杀”？凭着这么多人，大不了也就是来个同归于尽。何至于落得个像鸡犬一样任人宰割，遭人鄙夷！　  
     
    　　　　没有一丝尚武的气息，没有一点男人的血性，这才是“扬州十日”和“南京大屠杀”劫难留给我们民族最深重的教训和悲哀！透过那迷茫的历史之雾，我们能看到放弃抵抗的守城士兵，正在逃跑的唐生智、化妆逃跑的孙元良，能看到涌出挹江门，宁愿在冰冷的长江里淹死也不肯回身战斗的中国军人，能看到成千上万毫无反抗引颈受戮的南京市民。我们没有忘记谴责日本人，谴责一切对我们民族进行大屠杀的敌人，说他们惨无人道，但是，我们有没有自我反省，是谁促使敌人如此放肆的对我们像畜生一样的蹂躏和屠杀的？恰恰是我们自己放弃了反抗，放弃了生存的权利！  
     
    　　毛泽东这个伟大的名字，第一次重新唤醒了中华民族的全民尚武精神，成就了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傲视群雄的精神飞越！毛泽东之后给世界留下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中国，从此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民族，在采取重大行动时，都不得不考虑中国会做出什么反映！靠着全民尚武精神，打跑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人；靠着全民尚武精神，赢得了对头号强敌美国在朝鲜、越南发动的侵略战争；靠着全民尚武精神，取得了中印自卫反击战、中苏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朝鲜战争——一个至今争议不休的话题，在百废俱兴、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硬是靠着全民尚武精神，把美国打到三八线之外，迫使美国签订了停战协定。一个日本教授对他的中国学生是这样评价中国的抗美援朝的：知道吗，中国进军朝鲜之后，你们中国人才在国际上有了地位，中国人才在其他国家人们的眼中站了起来！总之，中国不是因为富裕而获得世界的尊敬，而是因为敢于亮剑，敢于为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而战，敢于蔑视和战胜一切侵略者，而使中国获得了全世界人民和对手的尊重。“我们也要搞原子弹！”哪怕当时连饭都吃不饱，丢掉民生，也要去搞那见不到经济效益、不能吃不能喝的“两弹一星”，拼命的修建铁路、造飞机、造轮船、造汽车、发展和攻克尖端科技！时隔40余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看他的决策，不能不折服于他的英明，他的伟大。他号召“大办民兵师”、“全民皆兵”，他为女民兵的题词是“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因为全民尚武，全中国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只为一个战略目标而奋斗，那就是战胜对手！只要他敢把中国作为敌人，中国人则全民一心，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哪怕战死到最后一人，都要坚持下去。而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军人更是这种精神的凝聚体，革命军人“滚雷场、堵枪眼、炸碉堡”的英勇事迹屡见不鲜。促成这些事例的是什么？难道不是整个国家内部的尚武精神吗？这就是那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伟大的尚武精神啊！我们的敌人究竟惧怕我们什么？从战略角度来说，敌人惧怕我们不断增加新的武器与装备，特别是核武器；而从战术角度来说，敌人惧怕我们的，正是我们的那种凶悍的气质和已经唤醒的全民尚武精神！没有这些，即便我们装备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军事武器，那我们的敌人也不会惧怕我们，因为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以往最宝贵的东西：“中国军魂”！！

原地风干

不知道如果没有老毛，中国会不会比现在更糟：）

紫云轩

今天的人们，是不是能在一个坦诚的态度下，客观地去分析“农业学大寨”的历史原因。   
                                                  ---- 酒半仙  

　　既然是有一些人热衷于否定，那么，为什么要否定，今天的人们是不是能在一个坦诚的态度下，客观去分析过去了的那个年代，特别是对“农业学大寨”这样大重大国家政治行为。

　　人民共和国成立向前推一百年，中国的现状可以说是社会的政治态势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中。表现在整个社会绝大多数群体的思想认识上，相对于世界潮流来说，很大程度上处于麻木的被残酷的统治状态之中；表现在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层面，现代化国家所必须的经济基础及所对应的科学技术水平，是极端的落后。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在被殖民的过程中，整个国家始终处于动荡的战争状态之中。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的那个历史时刻，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内外各种敌对的势力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在以各种方式在进行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民共和国是在一个保卫国家政权的过程中去进行经济恢复与建设的过程，是一个需要重新建立起来一个新的国家政治架构的过程。

　　在这样的一个苛刻的条件下，如何在捍卫国家政权及领土完整的前提下，怎样确定自己建设国家的发展战略过程，是必然要摆放在国家的领导人面前的。

　　可是，这几十年来对人民共和国及人民共和国进行否定的人，从来就不提及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历史现状、条件及内外环境压力。

　　在国家经济基本上恢复之后，在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这场伟大胜利之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建设过程，才算真正开始。那么，在这个时候，有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有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有社会各个阶层在社会分配关系中的如何定位问题，等等的这些需要通过实践去探索的伟大事业，都需要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来作出战略的决定。

　　可以说那个时候，国家的战略重点，是放在了优先发展工业基础这个方面去。因为国家的安全，太需要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工业基础，这是在那个世界大环境之下的国防战略安全的需要。表现在国家的农业政策上，本来就是捉襟见肘的经济能力，除了所必要的灾害救助之外，更多的是国家在通过组织和宣传，最大限度里是在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奋斗过程，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同时，逐步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国家领导人提出“农业学大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环境与条件下提出来的。

　　“农业学大寨”，就是提倡中国的农民，在组织起来的过程中，不等、不靠，用自己的伟大创造力，最大限度里去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

　　如果在今天，我们还不能理解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这一片苦心，以及在这样的一个政治态度之后所振奋出来的奋发图强的伟大创造力，我们能有什么资格对过去那些奋斗了一生的前辈们说三道四？

　　这几十年来，特别是盲目的政治行为之后的狂妄经济过程，使得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严重的“三农问题”，使得农民的生计陷入到了一个极端的危机之中，给国家的政治安定，带来了必须值得关注的严重问题。

　　这几年来，国家认识到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通过积极的财政扶持手段及有限的政策调整，可以说使得这个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可是，作为“三农问题”的内在形成因素，国家并没有从政治上进行战略性的调整。这样的一个及其难堪的态势，使得国家的行为表现在政策性的财政支出方面，形成了一个很重的负担。

　　目前，国家年度支付解决“三农问题”的财政支出款项，基本上在三千亿以上。整个财政支出，大约占了国家总税收的一成。在扶持农村的同时，我们要看到这样的一个行为，只能是暂时的，如果长久不断加大力度进行下去，所形成的政策惰性习惯，当积累达到国家财政难以支撑的时候，那时所面对的中国农村所爆发出来的问题，绝对不是今天所能想像得到的。

　　希望国家的政治决策人，在看到一种手段有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这种手段潜在的历史危险性。如何才能最有效地从根本上扭转这样的一个被动局面呢？我个人认为，还是要在有限、有效的国家财政扶持下，通过调动广大农民的最大积极主动创造力，这才是长久之计。也就是说，国家不能长久背负着一个政治因素所造成的经济负担，这对国家的国防及战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军队专业干部的退休机制，长久下去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很应该值得国家领导人重视了。只是这个话题属于另外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另外进行分析。

　　二十一世纪，其实是一个危机从重重的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战略性挑战，是极其严重的，也是刻不容缓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严峻现实面前，如何最大限度里保障国家的战略安全及战略发展，这才是对待一切问题的核心所在。因此，针对中国农村所要制定的政策，必须是具有自强不息的内在作用力的政策。付出与获得，必须是对等的，特殊时候的适当倾斜，只能用于一时。

　　“农业学大寨”这个政治口号，因为过去年代的社会实践过程，缺乏一个历史对比的认识过程。我想，只要是为了人民共和国的长久发展和安定，客观冷静地重新思考这其中所包含的积极因素，因地制宜、切合实际灵活运用于国家建设过程，也许是一个很值得对待的问题。

紫云轩

本文以最浅显的道理阐述经济的真相。不会有任何所谓的学术妓女们常用来欺骗人民的深奥的学术理论，还事实以清白，真相只有一个，让我们擦亮眼睛，洞观今天发生的一切。本文在以下几方面阐述中国经济的真相。　　　　　　
　　
　1、　什么是经济发展？
　　　　简单的讲经济发展就是有钱，但钱从何来？钱只能印出来。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印钞机不停的运转？
　　　　假设一个岛上有1000口人，与世隔绝，人与人之间交换物品过活，但有时候你手里用来交换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对方想要的，怎么办？于是人们就用都喜欢的金银作为交换的东西，于是交换方便了。但金银要磨损，携带也不方便，当交换活动频繁时，发现这个东西太繁琐，限制了交换活动，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由岛上的管理者发行一种符号，用它来代替金银，于是钞票出现了。
　　　　刚开始这种钞票可以随时得兑换金银。大家都很放心，因为钞票就是金银。可是岛上金银的产量太小，当人们的交换活动更加频繁时，钞票不够用了，只能暂停交换。暂停交换的后果就是大家不生产别人想要的东西了，因为虽然别人用，但交换不出去，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经济发展减速了。
　　　　于是大家想了一个办法，成立一家钱庄，这个钱庄是大家的，由钱庄来发行钞票，印出的钞票借给想用钱的人，然后这个人有钱了再还给钱庄。于是银行就出现了。
　　　　银行的出现，能保证交换活动更持续的进行，大家都拼命的生产，岛上的东西越来越多，银行根据产品的生产数量，不停的印制钞票，以保证交换能更深入的进行。
　　后来人们的交换活动更频繁了，一家钱庄太少了，于是出现了很多钱庄，总要有个管钱庄的吧，于是指定一家钱庄管理其他钱庄，并且钞票只能由这家钱庄印刷，然后通过其他钱庄借给用钱的人，中央银行就这么也出现了。　　　　　　
　　
　2、什么是对外贸易？
　　　　有一天岛上的人发明了船，于是就到处划船跑，发现了另一个岛屿，那上面也有人，也有钞票，也像自己岛上这么活动。但自己岛上生产的东西多，那个岛上生产的东西少，1元钱在自己的岛上能买1斤大米，那个岛上的一元钱只能买半斤大米，于是另外岛上的钱来这个岛上买东西时只能2元换1元才行。于是汇率出现了。算好汇率后，他们开始互相买卖东西到对方岛上，这就是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生产需要，使交换活动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
　　
　3、什么是通货膨胀？
　　　　由于岛上生产的产品太多了，以至于没法准确估计到底该发行多少钞票，发行多了的时候，因为没有那么多产品可买，产品就开始涨价，发行少了呢就开始降价，为了保证价格稳定，央行要求各钱庄要把一部分钱放在央行里面用来调节产品的价格，根据价格情况多放和少放。这就是存款准备金率。
　　　　可是有一部分聪明人开始怎么才能把钱弄到自己手上，他在海边捡了一颗石子，说这个石子值100万快钱，把它卖给了一个人，这个人觉得整个岛上的钱加一起也没有100万啊，怎么办，于是向钱庄借，钱庄也没有这么多钱，于是把印钞机打开，印了这100万，借给了他买了这个石子。

紫云轩

　　　然后这个人开始卖这个石子，100万卖给了第二个人，由于第一个卖石子的人把钱花了，所以岛上的钱多了，所以这一百万可以筹集到，多买些产品就有了。但当把这个石子以200万转让的时候，钱庄只能又印了100万钞票，就这样钞票越印越多，可是当这个石子不停的流动转让时，大家并不觉得岛上的钱多，产品价格还是原来的那样。可是当这个石子不流通或流通的慢时，大家觉得钱多了，可是如果当持有石子的人把它扔到大海里，那就等于岛上凭空多出N多个100
万来，怎么办，央行最害怕的就是这颗石子没了。它没了岛上产品的价格就会飞涨，就会通货膨胀。那么持有石子的人就绑架了岛上的经济。
　　4、房价能绑架中国经济吗？
　　　　中国的房地产已经使中国央行发行了太多的人民币，如果房价下降，等于把那颗石子投进了海里，那么多印出来的钱会使中国产品价格飞涨，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看似房价与石子毫无相干，可是他们的属性是一样的，就是价格和价值严重的背离。实际上房地产的崩盘受害最大的并不是中国的商业银行，而是整个中国经济体系。为什么政府迟迟没有把房价降下来，不是降不下来，如果真想降房价，只需要一道政令，房地产价格会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可是后果谁能承担，严重通货膨胀谁来负责？
　　　　房地产业已经绑架了中国的经济，是无可置疑的，是客观实在的，没有人能改变。
　　　　不管谁是总理，廉洁也好，贪污也好，都希望社会和谐，可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5、房价和通货膨胀有关系吗？
　　　　可更棘手的问题还不仅仅在这里。如果降房价，面对的是马上的通货膨胀，可不降房价，那么面对的就是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何去何从？
　　　　所以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稳定房价，然后在社会产品增加时，减少货币的投放量，加上其他政策如加息、增加商业银行准备金率、缩小信贷规模等辅助手段，来使中国经济软着陆，这是最好的办法，我们看到的一切政令也是这个逻辑。不信的话，可以查阅一下近年来政府发布的一系列调控房地产业的措施。
　　　　可是为什么房价不稳定而且更加的疯长呢？难道是开发商与政府在博弈吗？告诉你在中国没有人能和党叫板，几个肚子大点的开发商是没有这个实力的。实际上是幕后的另一只黑手在和中国政府博弈，这支黑手就是外资，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攫取中国人民血汗的黑手。　　　
　　　6、房价高涨的原动力是什么？
　　　　使房价上涨的动力很多，房价上涨对其有利的人就是动力之一，比如：为了GDP和个人利益的地方政府、为了赚钱的开发商、炒房族、以至于买了房的所谓"房奴"都是是房价上涨的动力，可是最大的原动力不是这些，是外资，是美国的以攫取超额利润的各大财团。
　　　　开发商作为商人，为了赚取高额利润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可是各行各业都有商人，难道想赚就有吗？那除非是神话。房地产业的开发商也一样，不是他们想赚多少就有多少的。根据价值规律，当商品的价格和价值严重背离时，会有一种趋向正常价格回归的力量钳制价格的上涨，可是在中国的房地产业，这种规律似乎不起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忽视了一个参考范围的原因，如果以中国经济本身而言确实打破了这个规律，可是目前的情况是有一股力量在维持着房地产业的价格，即托市，那么谁在托市呢？
　　　　谁能在房地产业失控能得到巨额利润的人就是托市的人。
　　　　　　　　　　　　
　　　　讨论这个问题前，现看一下中国的外汇储备情况。中国的外汇储备在近几年迅速由1、2千亿突破万亿，并且还在迅速的增长，难道是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挣来的吗？这个不需要证明，看中国的GDP增幅就知道，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明显大于GDP的增幅。显然不是挣来的，那么除了挣来的一部分，那么就是所谓的
"国际热钱"的涌入，而国际热钱的涌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取得高额的回报。
　　　　国际热钱进入中国市场后，首先要兑换成人民币，那么一下子哪有这么多人民币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印钞机没日没夜的工作，然后这笔钱用来托住已是烫手山芋的房地产市场，就是拼命的投资房地产业，当房地产价格因背离价值而向下波动时，通过托市再把它抬高，反复如此，给人的表象就是房产价格决没有偏离价值。导致房价越涨越高。
　　　　而开发商呢，他们一到房子将要卖不出去的时候，就有人出高价买下来，他们怎么会降价，如果没有这部分资金在运作，别说是开发商联盟，就是全国只有一个开发商，价格也会降下来，没有人买了，难道等房子发霉吗？
　　　　那么外资持有这么多高价房产做什么？不怕砸到手里吗？
　　　　不怕！为什么呢？在这个资本运作的过程中，有一个冤大头在最底下接着呢，是谁呢？就是中国的商业银行，由于火爆的房地产市场，一流的流通性，近年来没有看到任何萎缩的迹象，放了贷款就盈利，为什么不贷款呢？没有理由不放贷款。
　　　　加之中国老百姓买房的心情，外资可以轻易的把高价房转嫁到中国的银行和消费者身上，连炒房的农民都能赚到一杯羹，职业的外资会赔钱吗？
　　　　那么房价一直涨下去，会怎样呢？请看下一节："7、房价一直涨下去，开发商会笑还是会哭？什么情况下会笑？什么情况下会哭？"　*
　　　7、房价一直涨下去，开发商会笑还是会哭？什么情况下会笑？什么情况下会哭？
　　　　在中国政府近几年来密集的几十道金牌的调控下，房价还是如脱了缰的野马一样狂奔不止。暂且不论何时能停止上涨的势头，毕竟房价在目前还是上涨的，所以我们就看看房价上涨不止会带来什么。
　　　　首先：由于GDP上涨，中国政府为了维持上文说的"保持产品交换的继续"要不断地投放人民币，即开动印钞机。只要房地产这个石子还没有投入到大海里去，还有一定的流通性，那么就不会有通货膨胀的发生。
　　　　其次：开发商会在这个过程中也赚取巨大的利润。
　　　　再次：能看到的是，炒房族会赚钱、所谓的买房的"房奴"会增值。
　　　　都赚钱！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到底谁亏了呢？钱从哪里来呢？如果你是有炒股的经验就会知道，如果投资价格和价值背离的商品，你赚的钱就是别人赔的钱，那么套用到房地产上，就是买房自住的人，现在看似增值，那是镜中月、水中花，你不变现就不是你的。再有就是当价格完全回归真实价值的时候，有时甚至会到真实价值一下，被高价房套住的投资者。还有一个就是开发商！
　　　　为什么说开发商也有赔钱呢？大家知道商人的本性是赚钱，赚取利润。如果一个商人投机一次就永远都不做这个生意了，他是赚钱了，可他不是商人，这种商业行为没有意义。由于商人的本性，所以赚来的钱会继续扩大再生产，在能赚钱的领域不断的加大投资。这个道理从生活中就可看出来，越是做大生意的人总喊没钱，因为要更大的流动资金来维持其扩大再生产的需要。
　　　　所以一旦房价回归真实的价值之时，就是有一大批开发商崩溃之日。这个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和任何行为为转移的。如果现在有开发商逃离房地产业的角斗场，那么跑得慢的就是最后的输家。如果都不跑，就像击鼓传花一样，最后拿到接力棒的就是接盘者。有句话叫："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也许只不过是方式不一样，看谁的运气好而已。
　　　　可是现在却没有任何的开发商赔钱的迹象，有的是开发商不断的赚钱，老百姓送钱都来不及。只是因为目前房价还在上涨，房产还在不断的流动。

紫云轩

一个巨大的问题来了，这样不断上涨的房价何时是个头啊，请看下一节："8、坐在华尔街办公室的财团们是如何吸干中国山区一个农民的血汗的"
　　　　8、坐在华尔街办公室的财团们是如何吸干中国山区一个农民的血汗的
　　　　毛主席说过："帝国主义没有睡大觉,而是天天在蠢蠢欲动,在图谋不轨,想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诚然他们的气焰的确没有以前那么嚣张,但他们确实在活动着。"是不是冷战结束就代表着人类的和平得以实现呢？"一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就能掩盖帝国主义噬血的本质吗？人人平等的理念是对的，但它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用来欺骗人们的伎俩罢了，说到和做到永远是两码事。
　　　　国际财团通过国际热钱涌入中国，使人民币加大发行量，然后通过房地产炒作，把中国的国内价格水平无限制的提高，GDP的增长又一次使人民币的发行量被迫提高。国际财团心黑手狠，双管齐下，目的就是使中国经济热到烫手，热到让每个中国人为之疯狂。
　　　　我们暂不去关心这个过程，我们放眼未来，看看这一过程的结果是什么样呢？换句话说财团的目的是什么呢？
　　　　很明显，中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就是财团们最乐见的结果。先做个假设，比如国际热钱在投资的中国房地产领域里上演最后的疯狂后，然后把房产成功解套全部变现，如果此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达到美国预期最高时，汇率是热钱逃离时需要相乘的那个倍数，会发生什么谁都能想到，所有热钱会一夜之间全部兑换美元逃离。财团们会赚得沟满壕平，中国市场上除了钱就是钱，能遮住天的大把人民币将成为中国人民的噩梦。
　　　　这是中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也是财团最乐见的结果。近期美国不断的通过政治、贸易等手段逼迫人民币升值，而中国政府迟迟不升值或小范围的升值，远远没有达到美国政府的预期，这是在出口处的中美之间的博弈。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顺便提一句，如果真的这个升值预期达到了，中国楼市将重演曰本上世纪90年代崩盘的历史。只是那时中国经济也会像曰本一样进入一个连续低迷不振的不归路。
　　　　在这种攸关民族生存的问题上，政府会坐视不管吗？就算是退一步来讲，一个完全不负责任的政府遇到这种情况，因为这个资本运作同时也极大侵犯了政府的利益，也会拼命反搏的。
　　　　那么中国政府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化解这一"经济危机"呢？请看下一节："在有关这场围绕房价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各方博弈中可能选择的中庸路线"。　　　　　　
　　　9、在有关这场围绕房价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各方博弈中可能选择的中庸路线
　　　　我一直相信：物极必反，中庸，是老祖宗留给后人解决棘手问题的杀手锏！
　　　　既然是中国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的经济，那么我们就从"绑架"说起。何为"绑架"，应该是相对弱的一方，拿着相对强的一方的"要害"，使相对强的一方即便有能力对付弱的一方，但碍于投鼠忌器，无力可施。
　　　　我们先来看看绑架双方的阵容和各自手上的筹码。房地产业的主体是开发商，所以开发商算一方，它绑架的要害是中国经济，那中国经济是谁的要害呢？是中国人民的要害，代表中国人民的，目前只能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算一方。外资呢？它是煽风点火者，划到开发商一方。中国政府一方有公权力，可以通过税收、财政、经济政策、行政手段对开发商阵营施力，开发商阵营通过源源不断的后备资金来绑架中国经济，且不断的提高赎金。
　　　　问题已经摆在这里，怎么办呢？冲上去一枪击毙，那歹徒非撕票不可，太极端不可行。所以有为政府开出药方，只要实现了某某一条既可降低房价的主意，就犹如这一枪击毙一样是不可行的。我们想象如何解救绑架事件的，首先要稳定住对方的情绪，再一步步地靠近，但这种靠近虽会引起歹徒的敌意，但不会导致他撕票，然后再进一步稳定情绪，再靠近，然后条件成熟时，再稳准狠，即保证人质的安全，又要保证歹徒一举拿下。这才是真正的营救。
　　　　所以中庸才是解决棘手问题的杀手锏。极端、盲目、冒进是要不得的。
　　　　针对如何解决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绑架问题，就要围绕问题的关键部分一步步地施加反作用力，然后一举成功，才是正道。
　　　　第一个关键的部分就是汇率，中国政府会严把汇率关，我们可以预期的是，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决不会过快升值，但会小幅升值，就是要稳定对方的情绪，如果一点不升，对方会狗急跳墙，如果升的过快，是给自己掘墓，所以为什么中国汇率升幅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看看美国政府的态度跟一个绑匪是多么的贴切，我要一瓶果汁，为什么拿来半瓶水。可又说不出什么来，毕竟还能暂时解渴。
　　　　第二个关键是限制资产流动性，既然房地产能绑架中国经济，说明它举足轻重，限制房产的流通性，就可以限制资产的流动性，注意这里是两个概念，"资产流动性"和"房产流通性"。两者完全不同，但又息息相关。房产流通性减弱，资产流动性减弱，那么需要印刷的人民币就减少。就像那个石子，不流通马上通胀，不涨价流通没问题，可是行不通，外资也不同意。既然是不断的上涨价格，只能一步步地限制房产流通，只要房产流通性少一点，通胀就会显现一点，然后再通过上调准备金率和加息等柔性政策来调整一点，用柳叶棉丝掌来化解泰森的一记重拳，以绵柔克强刚、化千钧于无形，这就是中国政府的策略（这好像是中国人最擅长的事情）。我们从官方媒体就能看到相关的消息，楼市签约率在下降，即流通性在下降，然后物价开始有所涨幅，如猪肉等副食产品，但央行马上上调准备金率和加息，来稳定物价。不知各位看官是否也看出些端倪。可预期的是，到完全化解危机之前，会不断地加息和调高准备金率，同时房产流通性会越来越弱，这个预言是否准确可在以后的央行政策上验证。等完全消除了由于经济过热导致的通货膨胀预期，那么就是房地产价格回归真实价值之时。
　　　　不管你看到没看到，这已是最后的疯狂，我们从两方面来分析：
　　　　第一，如果这场博弈以外资胜利而告终，那么中国经济将步曰本90年代持续下滑的深渊，由于外资撤走，房市赖以生存的支柱坍塌，房价会一落千丈，可到时候不管是开发商还是老百姓都将承受经济下滑之苦，持有的货币迅速贬值，即便房价落下，也不一定买的起。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可接受的，也是无法接受的。
　　　　第二，如果外资以失败而告终，即在汇率上把住出口，让房价回归真实价值，把外资同样套在中国，这才是胜利的前提。那么以美国财团为首的帝国主义噬血者必将疯狂报复，会在投资、出口等各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我们今天人民币升值没有达到美国预期，已经导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受打压，进而引起了众多的贸易摩擦，由此可见一斑。我们知道，经济发展的三套马车是，投资、出口和消费，在投资、出口领域遭到报复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我相信不会影响我们的发展速度，别忘了还有一套马车是"消费"，房价下降后，如果你是爱国者，请现在保护好你的钱包，到时千万别羞羞答答，要果断地出手买房，中国经济会在消费领域异军突起，继续独占世界经济引擎的鳌头。
　　　　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政府，配合我们的政府，政府在事关全局的问题上是和老百姓站在一起的，政府是水上承载的舟，人民是水，没有水，何以载舟

紫云轩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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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云轩

双赢！中国其实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


有人认为，中国在朝鲜战场上获得的“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也有人认为，中国参加朝战是“彻头彻尾的赔本买卖”。在笔者看来，正好相反，事实上中国才是这场战争中的最大赢家。  

《雅尔塔协定》牺牲了中国的利益  

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三国首脑第二次会议。在中国问题上，为了保证苏联对日作战，罗斯福、丘吉尔，背着中国与斯大林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亦称《雅尔塔协定》），协定在中国不知晓的情况下牺牲中国利益，规定战后：“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以维持”；“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以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以保证”。  
  
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迫使中国认可雅尔塔协定中损害中国利益的条款以保证苏联参战。正是由于斯大林获得并得到国民党政府承认的这些“红利”，尤其是获得了从彼得大帝起俄罗斯人就朝思暮想而在斯大林手中终于获得了的驻兵大连、旅顺这两个最便捷进入太平洋常年不冻港口利益，斯大林才在1949年中共胜利在即时，仍对国民党政权恋恋不舍，在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开始甚至想拒绝与毛泽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斯大林不愿放弃苏联在中国已获得的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  
  
1949年12月6日，斯大林向毛泽东解释不急于重订中苏条约的原因时说，1945年的那个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是根据苏、美、英三国缔结的《雅尔塔协定》签订的，而苏联正是通过《雅尔塔协定》才在远东得到了千岛群岛、南库页岛和旅顺口等。如果改动经过美国和英国同意的中苏条约，“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的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经过慎重考虑后，苏联才“决定暂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  

其实，话说白了，就是斯大林不舍得放弃苏联在中国已获得的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同时斯大林也估计到，除了道义的力量外，新中国当时并不具备完全纠正《雅尔塔协定》中损害中国的条款的实力。此前，斯大林已知道毛泽东在1949年初与米高扬谈话时表示过“新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海军，面对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威胁，它还无力接替旅顺口的防务”。现在，毛泽东当面对斯大林再次重申：“中长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仅靠中国的力量还不足以有效地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  

以实力大小分红，这对斯大林来说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1945年蒋经国代表国民党政府去与斯大林谈蒙古问题。蒋经国表示不同意蒙古并归苏联，并请求斯大林理解和尊重中国人民对失去蒙古的心情。斯大林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斯大林不耐烦地对蒋经国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参见《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在将美国人赶出朝鲜的同时，也将苏联“请出”了中国东北  

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已经表明中国拥有了“足以有效地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深知实力边界与利益边界换算关系的斯大林当然明白：在中国人将美国人赶出朝鲜的同时，事实上就是将苏联体面地“请出”了中国东北。1952年底，根据1950年2月14日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苏联爽快地将原本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从形式到内容一并无偿地移交给中国。1955年苏军完全从大连、旅顺撤离。  

不仅如此，曾在朝鲜战场上失败的美国人也讨好卖乖，1952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其“国情咨文”中宣布他“将要求国会通过一项适当的联合决议，声明美国政府不承认过去与外国政府所达成的秘密谅解中所承担的任何容许这种奴役行为的义务”。这里所说的“秘密谅解”就是指《雅尔塔协定》。至此，《雅尔塔协定》中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款才被“体面”且彻底地废除。而能够实现这一点的原因并不主要是1950年建立在友谊基础上的苏联承诺，而更多的是在朝鲜战场上以实力为基础的中国的胜利。  

这里可以推测的是，1950年6月朝鲜南北内战爆发，北朝鲜誓言国家统一。此时，斯大林可能希望中国参战帮助金日成完成朝鲜南北统一，并以此借助金日成亲苏政权重新在朝鲜半岛为苏联进入太平洋获得更为优良的深水不冻港，这样可以弥补在1950年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联同意放弃了的在中国东北地缘政治利益。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听从斯大林的意见，而根据中国的财力物力条件适时在“三八线”停火。其结果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实力——而在1950年只能用语言——“请走”了苏联利用《雅尔塔协定》在中国东北擢取的不当利益。中东铁路及大连、旅顺港的收回，使苏联通过《雅尔塔协定》在蒙古获得的战略利益大为贬值。除了教训了美国外，在地缘政治上斯大林没有从朝战中获得比此前更多的地缘政治利益。这位曾在欧洲战场和中国东北战场上豪气万丈并决心利用二战后期的有利条件，完成彼得大帝夙愿的斯大林，三年寒暑，此时已是甘苦自知。1953年3月15日，斯大林溘然长逝。  

中国参与朝战的结果是“双赢”：既赢了美国，也赢了苏联  

1949年，毛泽东没有听从斯大林的“建议”挥师过江，统一了中国；1953年，毛泽东仍是没听斯大林的“建议”，收兵于“三八线”，结果保住中朝两国的利益。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假如当时毛泽东听了斯大林的话，挥兵越过“三八线”，那中国就会犯下美国越过“三八线”的错误，其结果是中国被战争拖住的同时又会反求于苏，到那时，中国既保不住1953年7月停战时的战果，也可能保不全已落在文字上的苏联同意还归中国的雅尔塔红利。  

因此，中国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的“在很大程度只是心理上”的胜利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紫云轩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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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云轩

毛泽东主席的十大错误 [收藏本帖] [楼主] 作者:泼崇洋媚外冷水   


1.为人民服务.自古以来只有民为官服务的那有官为民的?所以,官僚们认为您是错误的.





2.抗美援朝.若干年来都是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作威作福的,您不但把他们赶了出去而且在朝鲜把他们打的落花流水!所以,汉奸们认为您是错误的.





3.人民公社.您把散沙一盘的农民团结一致起来大兴水利建设使农业大丰收,也没有豆腐渣工程.所以,想吃回扣的人认为您是错误的.





4.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使那么些望图颠覆社会主义道路的反动分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所以,那么些高唱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人认为您是错误的.





5.文化大革命.通过广泛开展人民群众对旧习惯的批判改造思想,提高觉悟,让那么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小丑不能轻举妄动.所以,今天的贪官污吏和既得利益者是那么的怕文化大革命的.所以,党内的走资派认为您是错误的.





6.学习雷锋.提倡学习雷锋精神的高尚行为是社会风气先进的前题.是世界先进文明的榜样.那么些想把中国人搞垮搞乱的国内外敌对势力不断的向国人灌输拜金意识形态的人认为您是错误的.





7.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就这一句话它激发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广大民众的斗志.就这一句话它揭了西方帝国主义的虚伪的嘴脸让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浑身发抖.所以,西方帝国主义认为您是错误的.





8.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您以您非凡的号召力让真正的中国人从各自为己的思维中走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大家团结一致坚苦奋斗让新中国越来越强大,每个人充满了自豪感.那么些想中国人永远贫穷落后的国内外的垃圾们会认为您是错误的.





9.把医疗卫生的重点工作放到农村去.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全中国的人民都享受到了新中国带来的有病可治费用底廉的成果.自从商人掌权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的人民也享有了小病过拖,大病等死高价医疗改革成果.所以,奸商官倒们是认为您是错误的.





10.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自新中国成立至1977年中国人民普遍得到了读书也读得起的机会.广大的群众有了知识有了觉悟,更有了当家作主的自豪. 可是,改革了,开放了,读书的费用一天比一天的高,到今天已是天文数字!  我的父母,你们一辈子的积蓄还不够我读书的学费,我拿什么来报答你们?! 所以,那么些靠教育商品化发了财而且又千方百计让百姓重新陷入愚昧的狗官狗商们怎不恨您怎不说您是错误的呢.

紫云轩

以大使：中国奇迹是毛泽东打的基础 只有以可比
2007-12-18 17:13:35.0

记者：大使先生，首先感谢您接受《中国青年报》的专访。
最近读到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文章，知道您去了毛主席故居，很想继续听听您对毛主席有何评论。除了毛主席，您还喜欢哪几位中国的历史人物或当代人物？

大使：中国和以色列很像，两国都有悠久的历史；两国的当代史都是60多年，这一点也非常类似。因此可以说，我们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年轻国家。我们对以色列建国6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骄傲，我相信，中国人更应该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成就感到骄傲，因为我们以色列不过只有750万人口，而你们的人口超过10亿，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正是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国开始了奇迹般的建设事业。

中国领导人带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史无前例，也许只有以色列可以与之相比拟。这一成就得益于毛泽东打下的基础，他是第一代领导人。至于其他领导人，恕我不能一一列举。比如说周恩来。我读过基辛格博士的传记，传记里提到了他在尼克松访华之前和周恩来的谈判。我觉得周恩来是了不起的人，是外交家，是领袖。当然，还有邓小平，还有朱镕基，你们有许多优秀的领导人，以集体领导的方式，创造性地把中国带入21世纪。

毛泽东31年前去世，如今的年轻人，包括一些老年人，依然在表达对他的敬意。从宏观来看，60年前中国麻烦不断，而今却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这一奇迹是由毛泽东开创的。


记者：毛泽东在中国的地位，像本·古里安在以色列的地位？

大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的。顺便说一句，在1935年，当时大家都不认为中国是重要的国家，本·古里安说，以色列需要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那时候他就预言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他很有远见。（注：本·古里安，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以色列国的主要谛造者，第一任总理。）

1953年，本·古里安又谈论起中国的重要性。你知道，以色列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当然，很不幸的是，当时两国未能建交。

记者：据我所知，您还知道的中国人是何凤山？

大使：我去韶山的毛泽东故居，是因为我去湖南益阳，也就是何凤山博士的老家，参加他逝世10周年纪念活动。何凤山博士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二战时，没有多少国家、没有多少人帮助犹太人，何凤山博士在维也纳给犹太人发放签证，挽救了2000多名犹太人的生命。


对我们来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弥足珍贵的，你挽救了一个人，等于挽救了整个宇宙。对犹太人、对以色列国来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向我们提供过帮助的人和国家。（注：何凤山生于1901年，1935年成为中国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官员，开始外交生涯。1937年他被派往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工作，在1938年5月到10月仅仅5个月的时间里，何凤山向奥地利的犹太人发放了2000多个前往中国的签证。他的名字将被刻入耶路撒冷犹太纪念馆的义人园。）

紫云轩

无词牌 读《“毛泽东日”的倡议书》有感  

    此去经年，莫道向林晚；羁鸟振翅，谁言斜阳浅？风起了云就，雪化了寒山；更堪哪峥嵘岁月稠，大渡桥横，乌蒙泥丸。思伟人戎戈铁马时，志向披靡，万金不换，令群寇胆颤，让江山重站。  
    暑将尽，秋无边，独立萧寒；奈山河凌乱，苦不堪言。待到伟人生辰择定日，遂心志，见（xian）青天。天道酬勤，群巫何染？锦绣山河仍安在，逝了浊锈，换了人间。
                                 

                            （转）关于将12月26日法定为国家纪念日
                                 ——“毛泽东日”——的倡议书

    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聪慧、勤劳、勇敢的伟大民族。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始终奔腾着中华民族杰出贡献的巨浪。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内外黑暗势力的压迫，中国落伍了，中华民族屡遭侵略和摧残，中国人民备尝屈辱和磨难。百年魔怪舞翩跹，长夜难明赤县天……  
    由于毛泽东，中华民族再也不是任人欺凌的民族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作为国家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创造着自己的文明幸福。
    由于毛泽东，中华民族以醒狮、腾龙般崭新的姿态雄踞于东方，卓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的敌人战兢兢。  
    毛泽东——这就是黑暗中国的终结，这就是光明中国的开端。  
    作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最杰出的代表，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奠基人，毛泽东是一座永不朽的丰碑。  
    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军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作为国际公认的改变了世界面貌的世纪伟人和千年伟人，毛泽东是一面永不落的旗帜。  
    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理论家和实践家，作为哲学大师和文化巨匠，领中华文明之真谛，吸西方文明之精华，开启东方复兴与人类进步之新纪元，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超越时空——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毛泽东最尊重人民，人民最尊重毛泽东。  
    身为人民的领袖，他慨然高呼：“人民万岁！”他执着揭示的真理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笃信人民的伟力，断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身为翻转乾坤的胜利者，他昭然申明：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谆谆告诫自己的同志：务必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务必艰苦奋斗、继续奋斗——绝不能让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倒！他为共产党人和一切国家公职人员确立的不可移易的最高宗旨是：“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的英名，是人民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人类进步事业的象征。人民热爱毛泽东，就是在确证自由和幸福；中华民族推崇毛泽东，就是在争取强盛和尊严；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敬仰毛泽东，就是在追求光明和进步。  
    毛泽东的英名，让人民感到导师般可敬，同志般可亲，战友般可靠。他给人民以信心和勇气，使人民的事业走向胜利；他让一切人民的敌人感到恐惧，使一切反人民事业的倒行逆施陷入破产。  
    正因为如此，自毛泽东逝世以来的二十七年中，年年岁岁，每逢毛泽东的诞辰和忌日，中国广大人民群众都会踊跃地参与或自发地举办各种纪念活动，世界各国人民和进步人士也举办大量纪念活动。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实业界人士、国家干部乃至老一辈革命家，纷纷通过各种形式、各种渠道， 频频呼吁将毛泽东的诞辰设定为国家纪念日。  
    有鉴于是，时值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郑重倡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将国际公认的世界历史伟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父毛泽东的诞辰——12月26日——确立为国家法定纪念日，定名为“毛泽东日”(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定的其它合适节日名称）；并法定放假一天，以便于各界举办缅怀纪念、学习研讨、表彰庆功活动；纪念活动的主题应是：学习和发扬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矢志奋斗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德，坚定不移地把他们开创的、几代共产党人持续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立法的结果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世世代代，永志不忘；子子孙孙，得绳不肖。  
    为促进这一立法，我们响应众多老一辈革命家和众多网友的建言，依据宪法赋予的人民民主权利，依托现代化网络提供的人民民主新渠道，采用网络签名的新形式，致力于广泛表达民识、民情、民意。
    我们恳切呼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民代表们、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们，充分体认最广大人民群众这一最诚挚、最强烈的心愿，积极参照我国历史传统和世界各国通例，精心撰写“议案”(人民代表)、“提案”(政协委员) ，鼎力为民立法。  
    专此倡议。  
    凡基本认同上述倡议书者，均可直接上网签名，或委托他人上网签名。委托上网签名者请在网友提供的签名簿上签名, 以凭确认，并适时报送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备案。
                                                               2003年12月6日

紫云轩

绿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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