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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莱运河及周边资料之收集

胶莱运河及周边资料之收集

胶莱河干流全长130公里,南北分流,南流入胶州湾,北流入莱州湾,河名取两湾首字而成。
  
    南胶莱河,也叫胶莱南河,为胶莱河自平度市姚家村分水岭向南流入大沽河的一段河道。该河段始于元朝,元世祖为南粮北调接济京师,于1280年开凿,历时五年而成。现已为胶莱河主要排水干道,但当地群众仍有运河、运粮河之称。

    北胶莱河水系包括主流北胶莱河及诸支流,在青岛境内的主要支流有泽河、龙王河、现河和白沙河,总流域面积1914.0平方公里。北胶莱河发源于平度市万家镇姚家村分水岭北麓,沿平度市与昌邑市边界北去,于平度市新河镇大苗家村出境流入莱州湾。干流全长100公里,流域面积3978.6平方公里。该河多年平均径流量为2.53亿立方米,多年平均含沙量为0.24公斤/立方米 。


深爱着胶东大地的这片山山水水,数次梦想沿着胶莱河两岸来个虔诚的“转河”。现收集有关胶莱河及两岸的点点滴滴,网上,书上,道听途说...还望有劳各位朋友~谢谢~


[ 本帖最后由 老方 于 2008-3-15 12:42 编辑 ]
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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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莱州历史学者张宙星先生发表在

齐鲁晚报上的一篇文章,张先生在齐鲁晚报青未了版连载他的收藏及研究文章。

旧时手札,多有抄录公文。如图,为清代后期山东分守道复平度州生员王俊生、掖县翰林张弼等“为修筑胶莱河等情禀”出示晓谕的手札,为清末抄件。
  胶莱河地处山东半岛,是元明时期人工开凿的“海运”通道。它利用胶河水道以沟通胶州湾至莱州湾的海路,河流地域辖掖县、平度、胶州、即墨。从元初开始,经明代至清初,反复延续四五百年,是一项始终没有告竣的工程。
  据地方文献记载,由于长久失修,河身淤浅,堤坝出险,屡有水患。为防患水灾,民间呼吁,一如文本所禀“胶河东岸请筑长堤等”工程事项,内容陈述“为保护地方起见,事属可行……按胶莱故址,南至马湾口,北至海沧口,系长二百余里,筑垒开濠……至此项工程系地方公举,应由官为督率,民捐民办,毋庸假胥吏之手,以期事易举而功易成。除檄莱州府并饬掖县、平度、胶州、即墨查照,立即出示晓谕。”
  此项工程,需款甚巨,以“官为督率,民捐民办”为举措。笔者以为,清末国力衰落,民不聊生,恐难以具体实施,目前无从考查,但详实数据为开发胶莱河留下有价值的文献记载。

[ 本帖最后由 老方 于 2007-3-9 11:3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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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3-9 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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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度市发现唐宋文化遗址

近日,引黄河水调青岛工程平度段发现一处唐宋文化遗址,考古专家称这处遗址对研究胶莱河沿岸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作用。  在平度市马戈庄镇埠口村村北,900平方米的考古现场井然有序地分布着水井、灰坑、窑穴、石砌水渠等民用基础设施。考古人员介绍说,在现场发掘出了大量的铁制农用器具、陶罐和瓷碗等。在4米深的水井里,还发掘出一件釜。
  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介绍,半个月前,他们对胶东地区引黄调青工程沿线施工巡查时发现,平度马戈庄镇埠口村村北200米处的位置有部分陶制碎片出土,初步判断这些陶器烧制于唐宋时期,立即要求施工人员暂缓施工,随后会同当地文物部门展开挖掘工作。经过半个月的发掘,这处唐宋文化遗址终于展现在人们面前。
  胶莱河在山东半岛东半部,源出胶南市,北流入莱州湾,两岸孕育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埠口村位于古代胶莱河东岸。考古专家认为,这次出土的唐宋文化遗址对研究那个时期胶莱河两岸的居民生活和历史文化有着重要作用。(李瑞强)
  来源:中国经济文化网山东频道  更新时间:2006-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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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莱河治理

干流开凿 元世祖统一全国定都北京,粮食需江南供给。至元十七年(1280年),莱人姚演建议开凿胶莱运河。元世祖忽必烈于当年七月任命姚演为总管,益都路宣尉使、都元帅阿八赤(来阿巴赤)为监督,调益都、淄博、宁海(今益都、潍坊、淄博、莱州、青岛一带)兵万人,征民夫万人开凿运河,寒暑不辍。至元十九年(1282年)七月,自胶州陈村海口至掖县海仓口的主体工程初告竣工,将南北两河联成一体。当年试航,因河窄水浅,仅运粮2万余石。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月,元世祖再令阿八赤扩开,并北引平度之白沙河,南引平度南村东之沽河,西导入运河,以壮水势。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河道运粮已很可观,其水手、军人2万,船1000艘,岁运粮米60万石。由于连续5年开凿运河,耗资巨大,部分朝臣又竭力反对,加上河道管理、清淤等问题较多,特别是海运事业的迅速发展,胶莱运河的航运事业持续不足8年即被海运取而代之。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罢胶莱海道运粮万户府,1290年停止运粮。
  明初,胶莱运河时用时废,疏浚、攒运之事屡议屡罢。嘉靖十七年(1538年)又募夫凿治马家壕(颊)地段,由于人少工程量大,施工两年仍严重影响航行。嘉靖十九年(1540年)朝廷派副使王献主管马家壕开凿工程。因“顽石如铁,河工焚以烈火,用水沃之,石烂化为烬”。苦战3月,终于开出了一条“长十有四里,广六丈有奇,深半之”的人工河段,从而使江淮之舟避薛家岛石牙林立的险滩,直达塔埠头于胶莱。嘉靖二十年(1541年)王献又致力于胶莱运河的全面疏浚工程,引张鲁河、白河、现河、五龙河诸水,以增加胶莱运河的水势。同时建海仓口、新河、杨家圈、玉皇庙、周家、亭口、窝铺、吴家口、陈村九闸,以调节河道水位,并“置浮梁,建官署以守”,尽管分水岭30余里因工程浩繁未得疏浚,“船底拖沙而行”,但分水岭5里下可张帆畅行至海口无阻。后来由于“倭寇为患”,明朝着力于京杭大运河的漕运,而对胶莱运河的浚治采取反对和轻视的态度,使其在繁盛了10余年后再次陷入萧条,乃至湮废。400年来,由于山洪坡水的冲积、河道淤积及人类社会活动的影响,在平度县的宅科乡毛家、姚家村东又自然形成分水岭,将胶莱河分开。明、清、民国时期虽不断有人上书请求再开胶莱运河,但均未果。
  北胶莱河治理 1948年3~5月,胶东行政公署组织昌南、昌北、平西3县(现昌邑及平度县一部分)民工,完成杨家圈和亭口段裁弯取直,瓦庙口至新河段的培堤,共完成土方88万立方米,投工54万个,治理长度12公里。1949年春,又将杨家圈、杨台、流河等处裁弯、疏浚,长4公里,完成土方55万立方米。1953~1965年,先后6次培修加固堤防,两次疏浚河道,筑新河、大苗家防潮堤6.05公里,完成土石方12.7万立方米,投工9.1万个。1973~1976年,由山东省水利设计院规划,昌潍专区水利局具体实施,按照5年一遇排涝标准、20年一遇防洪标准,对北胶莱河的北胶新河河口(前疃西)至泽河河口34.96公里老河道裁弯取直、拓宽加深、修筑大堤。1973~1974年,由平度、高密、昌邑3县负责挖河、建桥涵及移民房,工日统算平度县完成45%,高密县完成30%,昌邑县完成25%。1975年的挖河、新河段建闸、潍(坊)石(岛)公路桥扩建等工程,是由平度、昌邑2县施工,平度县承担64.3%。1976年,干流潍石公路以南段,由平度县完成疏浚河道17.99公里,建生产桥2座。共完成土方1111.54万立方米,石方2.78万立方米,混凝土0.46万立方米,投工1052.51万个,国家投资712.94万元。
  北胶莱河治理后,保护了平度、昌邑2县的8处乡镇25.4万亩土地,沿河群众免受洪涝灾害。新河闸以南河槽蓄水可达1259万立方米,可灌溉4万亩农田。
  南胶莱河治理 南胶莱河干流穿过平度、胶州2县(市),分而治之。
  平度县自1956~1964年先后增修呈家口至万家庄、李戈庄村南、河北至刘家庄堤防,计6公里。至此平度县段才有了完整的堤防。
  胶州市段的治理工程主要有:1957年,右岸从南店子到胶济铁路,左岸从利民河到河西店,筑、复堤22公里;1964年,右岸从店子到碧沟河复堤19.2公里;1973年,右岸从胶河至店子,左岸从闸子到大沽河复堤17.5公里;1976年,右岸从铁路至刘家花园20公里,左岸从大沽河到助水河18公里筑堤;1980~1984年又在左、右岸复堤2.4公里。上述6次工程共完成土石方68.88万立方米,投工65.28万个,国家投资42.1万元。治理后,胶州市段两岸堤防总长已达38公里,其中左岸18公里、右岸20公里,两岸共有险工9处3.82公里。1986年,国家又投资19万元用乱石护砌2.47公里;重点加固薄弱地段6处2.6公里,计投工1.03万个。
  滞洪蓄水 1960年,在其支流墨水河、胶河的下游,分别建成官路、大兰2个滞洪区,最大滞洪量均在1000万立方米以上。同时还在上游建中小型水库7座,塘坝24座,蓄水总量1亿立方米以上。这些水利工程,有效地控制了干流的洪峰流量,使其逐步变害为利。
  开挖新河 由于南胶莱河行洪能力仍不足5年一遇标准,1975年由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和昌潍地区水利局统一组织规划设计,采用山区高水高排、平原低洼区低水低排的原则,1976年计划开挖一条南胶新河,将胶河在姚哥庄铁路桥以下截断,向东汇入墨水河,在黄家庄前将墨水截入,经戴家屯、玉皇庙,在斜沟崖村东拐向南,再经罗家村西十里堡、胶济铁路、济青公路,沿跃进河南下穿沽河农场,在码头村东南入胶州湾。胶县动员万余民工,于1976年春节前后分2次施工,从码头村河口开始向上游开挖,历时4个月,国家投资50万元,群众自筹300余万元。这段工程系海滩淤泥,经一冬春紧张施工,仅完成3.3公里,后因区划变更、资金短缺、施工难度大等诸多原因停工作罢。至1987年,南胶莱河仍是原走向。
  南胶莱河虽经多年治理,但由于河跨数县,缺少统筹全面治理,灾情依然不断。建国后至1987年,仍有21年发生涝灾(其中有两次河道决口),其中有6次涝灾面积达40万亩。

                                      来源:海洋财富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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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湾港口与元明时期的胶莱漕运业

作者: 张淑臻 林玉海 出处:青岛市文物局 日期:2004

  青岛地区地处我国南北交通的要冲,其海岸线蜿蜒730多公里,港湾交错,胶州湾水深面阔,优越的地理和自然条件,使这一地区的海航业历史悠久,海运发达。始凿于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的胶莱运河马濠段的开通,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的作用。本文试从其开通至废弃的历史中,透视青岛地区的漕运业及海航业之一斑,以期对青岛海航史的了解与研究有所裨益。

一、青岛地区海航史回顾

  青岛地区,位于史称“海王之国”的古齐国之地,海航业自古就很活跃。最早可推溯至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在胶州三里河遗址中,发现了几种海鱼(白鳞、鲅鱼等),这些鱼类是外海游泳迅速的海鱼,离海岸较远,三里河大汶口文化居民能捕食这些鱼类,表明他们已掌握了到远海操作的能力,并具备了远程航行的条件。(1)“迨有史以后,山东半岛之汉人,藉舟楫之利,渐多渡海而北。”(2)商周时期的莱、夷一带,以捕鱼制盐为主要内容的海上活动已比较发达,胶州湾西岸的琅琊港,自春秋时已为著名海港。“为海港而载入史乘者,以琅琊为始。”(3)据《竹书纪年》、《越绝书》和《吴越春秋》记载,越王勾践灭吴后于贞定王元年(公元前468年),徙都琅琊。“中国最早可证之港口,该是春秋越勾践之军港琅琊”。(4)而古琅琊在“吴越北上前,似已为海港,而船舶辐奏矣”。(5)秦始皇五巡全国,三临琅琊,并遣徐福率三千童男女由此东渡日本,开中外海航交流先河。汉武帝亦二到琅琊。琅琊古港,自春秋到秦汉,一直为我国五大港口之一。隋唐之际,时常把胶州胶湾的海口作为海上交通要道,与朝鲜互有往来。到宋代,贸易兴盛,与日、朝经济文化交往更加频繁。今胶州的板桥镇,地位迅速上升,成为我国主要海港之一。宋哲宗元佑三年(1088年),置板桥市舶司,负责船舶进出口登记、征收税款、处置舶货、办理船舶出港与回航手续、招徕和保护外商等。它与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并称五大港口。由于宋时北方的西夏、辽、金的南侵,使地处渤海的登、莱海口封闭,从而使距京都开封最近的青岛地区海口经贸活动异常活跃,板桥市舶司的设立,也就是宣布青岛海港对外开放。元明以降,由于云溪河、胶莱河、大沽河等河流的泥沙淤塞,海岸外移,海水南徙20余里,但商贸仍繁盛不衰。史载,此地“商旅如云”,“帆樯若市”,“三江两浙八闽之商,咸以其货浮舶而来”,“南至闽广,北达盛京,夷货海估,山委云集”(6),至近代外移至塔埠头后,每年的贸易额尚达300万元以上。经过数百年演变,至明代,胶州湾已形成海港群落,青岛地区从此不仅是贸易口岸,同时又是海防要地了。自明万历年间,明政府开辟青岛口、女姑口等海口进行海上贸易后,至清末时,青岛地区已是渔商聚集之地。咸丰八年(1858年),清政府设东海关,同治四年(1865年)东海关在青岛口、女姑口、塔埠头设分关。其地理位置重要,“当南北洋之中,上顾旅顺,下趋江浙,均一二日可达”(7),民贸繁盛。据现存的清同治十年女姑口众商号所立《重整旧规》碑载:“青岛女姑等口准行海运,于是百物鳞集,千艘云屯,南北之货既通,农商之利益普。”

   1891年,登州镇总兵章高元驻防青岛,新建了前海栈桥以便军旅起卸的军用码头,对青岛口自然码头进行整修,修成衙门桥(又称小码头),均为“石基灰面铁栏”,这是青岛最早的人工码头建设。此期,青岛已设立了邮局,“兼辖青、莱、沂、胶境内之十二个分局”。光绪十九年又设立了电报房,并已拥有工商作坊店铺60余家。青岛已从一个渔港、商港发展成兼拥军港的港口,初步形成繁荣的市镇,一般认为时为青岛建市之始。1897年,德国帝国主义经过周密的准备与部署,借口“巨野教案”派兵占据胶州湾,清军守将章高元不战而撤,i898年,德国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并陆续签订了《租地合同》、《潮平合同》和《边界合同》,使青岛以99年的期限租与德国,并确定了青岛的地域范围,使青岛走上了殖民城市的发展道路。自1899年开始,德国开始修筑青岛港,到1903年3月6日,青岛大港第一码头建成开放,青岛港进入了建设、发展期。

二、胶莱运河与马濠运河

   胶莱运河南起黄海灵山海口,北抵渤海三山岛,流经现胶南、胶州、平度、高密、昌邑和莱州等,全长200公里,流域面积达5400平方公里,南北贯穿山东半岛,沟通黄渤两海。胶莱运河自平度姚家村东的分水岭南北分流。南流由麻湾口入胶州湾,为南胶莱河,长30公里。北流由海仓口入莱州湾,为北胶莱河,长100余公里。元灭宋定都大都(北京)后,“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8)于是开始海运漕粮,当时全国每年粮赋收入共约1211万石,其约有1000万石来自江南,整个南粮北调的海运活动,对青岛地区的海航业影响重大,其中最重要的即兴开胶莱运河,它对青岛地区港口与地区经济的发展,对整个海运漕粮活动,都起到了重大作用。为免车输搬运之劳,避成山、九皋之险,省千里海程,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接受莱人姚寅之献策,于次年(1281年)任命姚寅为总管,阿八赤为监督,发兵万人,雇夫万人,拨款万锭开胶莱新河,元至元十九年,“创开胶莱河道僭运”,至元二十年(1283年)六月,元世祖又令“广开新河”,东引平度之白沙水,南引平度南村东之沽河水,广疏水源,以扩大货运量,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胶莱运粮规模已很可观,其水手、军人2万,船千艘,发运粮米600万石,占当时漕运总量的60%。但是,胶莱运河却由于诸种原因,未能继续开发、完善和发展,胶莱运河起用了不到10年,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元统治者就停止了河道运粮。马濠运河南起现黄岛唐岛湾,北抵前湾,是南胶莱运河南段。据《明史·河渠志》载,马濠修成之日,“长十有四里,广六丈有奇”。元时,为进一步缩短航程,避开险路,曾进行了马濠的开凿工程,但“遇石而罢”。到明初的南粮北运,又数议复通胶莱运河,明嘉靖十六年(1537 年),山东按察副使王献,“按部郡邑,稽阅图志,访胶莱新河之古迹,而以及于马濠”,从“旧迹少西七丈许”重凿,将“巨石焚以烈火,沃以水潦”,历时三个月而成,“烧石开道十四里,麻湾以通,于是江淮之舟可至胶莱。”不仅缩短了南粮北调的航程,保证了运输安全,而且也为两岸贸易带来了繁荣。自嘉靖三十年(1553年)以后,由于倭寇为乱,明政府实行海禁政策,着力于京杭大运河的漕运,致使胶菜海运再度陷于萧条冷落乃至湮废的境地。后由于泥沙淤积等原因,马濠河床日渐淤平,至清初已“弗能通舟”,曾屡议屡罢。如今的马濠运河,北段已淤为平川,南段成为一季节性小溪,青岛市黄岛开发区已着手建设遗址公园,在运河中出土了一件元末明初的石碇,是其当年海运繁盛的历史见证。

三、胶莱、马濠运河的历史作用

   胶莱、马濠运河的开凿使用,对整个元、明两代遭运业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既可缩短航程与航时,提高船舶的周转期,增加港口的吞吐量,又可避海口险礁灾难,减少路耗损失,同时,又促进了青岛地区的港口与海运业的发展,促进了两岸经济贸易的繁荣。

   元、明两代“仰给于江南”,兴起了遭运业,这给青岛地区的港口和海运业提供了发展良机,南北物资的交流,对青岛地区诸港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它使青岛海岸众多的具备港口条件的优良海湾得到开发、利用,又涌现出了一批新兴港口,“军粮民食仰给南方海运,安危事关国脉,而胶澳乃南北航海之所必经,胶澳口外星罗棋布之小岛,实航海者避风供水之福星也。……以是胶州愈为商贸荟萃,船舶辐辏之所。”(9)而胶莱河运,又促使了胶州、塔埠头、陈村、唐岛口、青岛口、女姑口诸港的兴起与繁盛。元、明漕运客观上又促进了港航贸易的发展和地区经济的繁荣与人民生计的改善。“元时意开新河之故,无乃为辟风险,而其获利无穷,若有往于今日者也。”(10)胶莱河运,船工、装卸工等就近征用,解决了一大批当地百姓的生计,“自此以后,商贾云集,货物相易,胶州平度邻境十数郡邑之民,仰给攸赖”(11);“南北商贾,舳舻络绎,百货骈集,远迩获利矣”(12),胶莱、马濠运河的作用可想而知,这对历代仰给于海,仰给于商,仰给于海运活动的青岛地区人民来讲,无疑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历史功绩显而易见。

 

————————————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胶县三里河》,文物出版社出版。

②郭力宜:《挹娄“乘船”探源》,载《博物馆研究》,1983年第3期。

③、⑤(日)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第524页,1936年版。

④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第108页,1982年版。

⑥《增修胶澳志》卷37。

⑦《胶澳志》。

⑧《丛书集成初编》之一《元海运志》。

⑨《胶澳志》卷一《沿革志》。

⑩《修河公移》碑。

(11) 明·崔旦:《海运编》卷上。

(12) 万历本《莱州府志》,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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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莱海运考论 2003-11-24
李树

历史上的“胶莱海运”,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一项大型水利工程。具体说来,就是想利用胶河水道以沟通胶州湾至莱州湾的海路,缩短由江南到北京的海上运道,避开放洋远航绕道成山角之险,从而减轻以至取代京杭大运河漕运的负担。这种设想以及尝试,从元初开始,经明代至清初,一直反复延续了四五百年。
胶河自昔被列为中国名川,《史记·晋世家》就有“晋平公元年,伐齐,围临淄,东至胶”的记载。元代以前的古籍中多称胶水。东汉桑钦《水经》所写中国名川一百三十七,胶水即为其一。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具体记载了北魏时胶水自源地到入海的地理名称:“胶水出黔陬县胶山,北过其县西,又北过夷安县东,又过当利县西,北入海。”对应今天的地理名称说,就是胶河源出胶南铁橛山,北流经胶州、高密、平度、昌邑,至莱州境内,北入渤海。
胶水的中下游,是胶东半岛和山东内陆的天然分界。自北魏皇兴四年(公元470年)以来,其下游即一直成为两个县级政区的界河。不过,它的支流落药河、白沙河、现河、龙王河、药石河全在右岸,都源于大泽山脉。唐初划定的“胶水县”辖境(基本上和以后直至今天的平度相同)也全在胶水右岸。“胶水”做为县名,历隋、唐、宋、金、元,用了将近800年,到明初才改为平度。平度全境三分之二的面积属于胶水流域。所以自元代开始的“胶莱海运”工程,自始至终和平度关涉最多,是平度历史上利害攸关的大事。
一、元代的胶莱海运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改蒙古国号为元。次年,定大都城(今北京)为国都。至元十六年,元灭南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统一王朝。其时中国北方(今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凋弊,首都地区有庞大的蒙元贵族官僚集团和数量很大的驻军,所需的粮米及一大部分生活物资,都仰仗于江南(今长江中下游地区)来供应。随着大都城的急剧发展和人口的迅猛增多,如何及时地把江南的粮米等运到大都,就成了一个越来越严峻的问题。
以中国古代的交通运输条件,各地供应京师的粮米,历来主要依靠江河水路运输,称为“漕运”。要保证南北水路漕运畅通,历代都曾开挖人工河道,北宋时著名的汴河就是沟通长江、淮河直达汴梁城的水上交通大动脉。后经金与南宋对峙百余年,黄河夺淮入海。汴河完全湮废,隋唐时连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其它的人工河段也大都早已淤塞。
元朝初年的“漕运”,临时只得采用水陆联运的方式,要经过断续的几段水道,中间加上多次的陆路倒手搬运(1),既费力耗时,代价昂贵,所运也远远不敷所需。于是,加紧在今山东省西部开凿济州河和会通河,想沟通淮河和卫河之间的航道。同时,又大力发展海上运输,即以江南漕船出长江口,北上经黄海,绕道成山头,转向西北,过渤海,以达直沽(今天津市)(2)。不过,济州河短期内无法凿通,而海运和水陆联运相比,虽省时间,运力也大,但以当时的航海科技水平,放洋过海,漕船遇到海上风暴,往往舟覆粮毁人溺,“牵挽之劳虽节,而飘溺之患亦多”,仍然不是良策。
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莱州人姚演向朝廷提出开通胶莱以缩短海运航程的建议。这个诱人的设想,立即得到元世祖的批准,委任山东东西道宣慰使(约略相当于今山东省地区的最高长官,驻益都)、都元帅(统兵高级武官)阿巴赤督率“益都、淄莱、宁海兵万人开河”(3)并“以钞万金为佣食”,“免三州一岁赋以为开河之用”(4),就是拨给帑金和减免地方租税给予财政支持。姚演则负工程设计施工之责。
至元十九年,胶莱水道打通,“凿池三百余里,起胶西县(今胶州)陈村河口,西北达胶河,出海仓口,谓之胶莱新河”。(5)据现存康熙《平度州志》里的《胶莱河海运图》(此图当系明末崇祯十五年平度知州杜志攀亲自勘察胶莱河道后所绘,甚为详明)所示,元代的“胶莱工程”主要是开凿了一条从今平度窝铺村附近的“分水岭”东南下,进入胶州湾,长60里的人工河,使这条新开的人工河道在“分水岭”处和从南面来自诸城、高密、胶州的胶河联通,胶河是从“分水岭”旁流向西北,转而北入莱州湾的,于是新开河便把胶州湾和莱州湾沟通起来。为了增大新开河的水量,又开挖了一条从今天的平度南村镇北,引沽河水向西,至吴家口由北岸入新开河长20余里的“助水河”。还在新开河之南,今胶州境内开了一条长渠,逼引南来的胶河分流东下以济新开河。对于“分水岭”以下的胶河则进行了全面疏浚、加深加宽河道,加固堤坝。为了蓄存河水和调节水位以保漕船通行,自南海胶州湾口沿运河建了陈村(今胶州境)、吴家口、窝铺、亭口、周家口、玉皇庙、杨家圈、新河(以上今平度境)、海仓口(今莱州境)共九座水闸。胶莱海运遂即开通。
元世祖任命阿巴赤为胶莱漕运使,专司漕运事宜。“其水手军人等二万,船千艘”,来自江南成队的漕船,满载粮米,不再涉大洋,绕成山,只需进入胶州湾,便可由麻湾口随海潮入新河逆水西上,过窝铺闸后,转西北顺流而下,北转,出海仓口,入北海莱州湾,西北上,直达直沽。航程大为缩短,也不再有大洋飘溺之险了。史称其时“岁运粮米达60万石”(6),占到江南海运漕米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虽然史学界多认为这个数字有夸大成分,可元代的“胶莱海运”曾一度非常兴盛,自是事实。
然而,胶莱海运通航不久,就陆续暴露出许多严重缺陷,最主要的是没能解决运河水量不足的问题。按原来的工程设计,是想利用南北两海口潮水上涨的时机行船,却因中间河段水浅,“船多损毁”,以致“军民苦之”,得不偿失。
此后不久,山东西部开凿济州河和会通河成功,京杭运河漕运开通,很大一部分漕粮勿需再用烦难的“水陆联运”了。同时,远洋航运的技术也有很大改进,元朝以精于航海的江南人张煊、朱清负责海上漕运,岁运粮数百万石。这样一来,新开的“胶莱海运”便被淘汰了。至元二十一年元世祖下诏“罢胶莱海运事”,阿巴赤调京任职,胶莱运船和水手等也都调到济州河等地他用。
元代的胶莱海运,在漕运史上是一种创举,具有开拓性的思路,实践也证明了它的可行。虽然,只如昙花一现,很快地消失了,但它不仅永远是漕运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还改变了早在春秋时代就名载简册的“胶水”的名称:自元代以后,以“分水岭”为界,以上的河段仍称胶河;以下的河段,称北胶莱河或胶莱北河(习惯上仍称胶河);“分水岭”以东新开的人工河道称南胶莱河或胶莱南河,又俗称“运粮河”。对于平度,它更留下了长久的影响,当年沿河所设水闸处,以后大都发展成为重要村镇和渡口,亭口、新河尤为有名。而胶莱海运究竟是否可行,以后则成了明清两代一直争议不休的问题,平度文士关心此事而撰文讨论者,代有其人,而且留下了很有价值的专著。
二、明代重开“胶莱海运”的反反复复
明太祖定都南京,“漕运”不成问题。50年后,明成祖迁都北京,江南漕粮北运又成了头等要事。永乐年间,经过陈  、宋礼等人的筹划治理,疏通了淮(安)扬(州)段运道,重新疏浚并改善了元代的会通河运道,使京杭大运河基本畅通,漕运大致无阻了三四十年。但因黄河夺淮已经三四百年,泥沙淤积日甚一日,自河南开封以下至徐州、淮安间的黄河,决口、改道日渐频繁。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秋,河决新乡“漫曹、濮,抵东昌,冲张秋,溃寿张沙湾,坏运道”。(7)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河复决张秋,冲会通河”,“四年,河复决数道入运河,漕流绝”(8)。明廷不得不动用大量民力,投入巨额帑金,治河“保运”,却不过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河决淤运”漕舟不通的事不断发生,对北京的粮食和物资供应构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开元代的“胶莱海运”,便被重新提了出来。
据《明史·河渠志》,早在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昌邑民王坦上书朝廷,建议“重浚元人新河”。但其时京杭运道漕运尚无明显问题,此议被工部议后否定了。到“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御史方远宜等复议开新河”。也因拟议中的开凿“马家墩数里皆石冈”,工程艰巨,再被否定。(9)
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山东巡抚胡缵宗上言:“元时新河石座旧迹犹在,唯马壕未通。已募夫凿治,请复浚淤道三十余里。”大概因为这次是封疆大员所请,朝廷批准了。具体工程交由力赞其事的莱州海防道副使王献董理。经过深入实地调查勘探后,王献对“开凿马濠”做了周详的论证:“薛岛西有小山曰小竺(按,即今胶南小珠山),西峰夹峙,中有平冈曰马濠,其麓南北皆接海崖,而北即麻湾,又稍北,即新河(按,指元代所开的今胶莱南河),又西北,即莱州海仓。由麻湾抵海仓,才330里,元人尝凿此道,遇石而止”。(10)并进而指出:“今凿马濠以趋麻湾,浚新河以出海仓,诚便。”(11)只要开通马家濠一段狭窄的水道,就可以使江南的海船,出长江口,沿着海岸北上,不用再绕行薛家岛以东礁石林立的“淮子口”,径直进入胶州湾,既缩短路程,又可避风涛之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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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锐身自任,亲自组织指挥民工,于嘉靖十九年正月开始,从元人“旧所凿地经西七丈许之处开凿,其初土石相半,下则皆石,又下石顽如铁”,王献采用“焚以烈火,用水沃之”的方法,“石烂化为烬”,历时三个月,终于凿通了一条“长十有四里,广六丈有奇,深半之”的水道,使“海波汇流,麻湾以通,由是江淮之舟达于胶莱。”这在当时,确是一项用科学方法完成的了不起的工程。次年,王献又进而疏浚新河,时值年来多雨,“水泉旁溢,其势深阔”。遂于沿河重设元代的九闸,并“置浮梁,建官署以守”。(12)
正当王献锐意进取之时,却因经费支绌、工程艰巨,未能按期完成“中间分水岭难通者三十余里”。更加王献的成就遭到腐朽官僚们的嫉忌,谣啄丛生,刁难纷至,竟将王献“升任”山西参政而去,(13)无人挑此重担,终致功败垂成。
王献的功劳是埋没不了的。马濠凿通,极大地方便了江淮商船北上胶州湾,并基本上开通了由江淮径胶莱河,北出海仓,以达直沽的河海商路,从而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地域的经济发展。这在嘉靖年间的即墨人蓝田和平度人崔旦的著作中都有具体的描述。蓝田说:“自兹南北商贾舳舻络绎,往来不绝,百货骈集,贸迁有无,远迩获利。”(14)崔旦说:“商贾云集,货物相易,南海胶州有桩木税,北海掖县有船只税,胶州、平度邻境十数郡邑之民,仰给悠赖。”(15)
京杭大运河漕运不断地阻滞,胶莱运道又出现了破外颇为诱人的气象。明廷上下从中央到地方,对于是否开胶莱海运便形成了两种对立的主张。嘉靖三十一年九月,“黄河在徐州附近决口,运道淤阻五十里。”(16)给事中李用敬、贺泾、御史何廷钰等又相继建言,要求重开胶莱海运。朝廷派何廷钰来山东,会同抚按行视。何廷钰勇于任事,延聘素来关心和熟悉“胶莱新河”的平度人崔旦为幕宾,积极筹划开工事宜。崔旦先写了《上勘理河道侍御何公书》,(17)从历史到当今,详细论述了胶莱海运的可行,对于历来反对派所持的种种理由,尤其是“分水岭高险,难于开凿”,“麻湾(南海口)、海仓(北海口)潮沙之流动”,“枯水季节之水源缺乏”等关键问题,都逐条分析解答,陈述了完全可行的办法。另外,又写了《泉源考》,提出“东引沽水、西引潍水”以保障胶莱运道水源的详细实施方案;写了《闸坝考》,总结十几年前王献建闸的经验和教训,详述了建造闸坝的改进方法;《船舶考》则对如何建造通过胶莱运道的漕船的每个细节,都一一做了说明。当得知“海运工程”有可能实施时,崔旦又写了《再上何公估计新河书》(18),对于怎样减轻沿河居民的负担,开河民工的组织方式和奖惩条例,施工所需重要材料如石灰的烧制(从采石灰石到建石灰窑的地址等一系列具体问题),石材的采集,木材的收购,未来管河官署的设立和建造、工地上的医疗设置,直到上述各项所需费用的具体核算,几乎可以说是连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全都提出了如何解决的周详可行的计划。然而,可惜,终因所谓“估费浩繁”,实则明廷财政困窘,加上各级官员大都因循守旧、无所作为,明里暗中进行阻难,即将开工的工程还是被迫作罢。
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京杭运道又出现了严重问题,给事中李贵和又请浚“胶莱”,朝廷派给事中胡  前来山东,会同巡抚梁梦龙相议。胡  是不讲理由的反对派,梁梦龙则主张海道运输。两人都以“水源无法保证”而坚决反对,“胶莱海运”结果自然又是“报罢”。胡  还以“钦差大臣”的名义,在沿河立了一些“今后永远不许再议”的石碑(19)。
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河决徐州,“粮艘二千余受阻邳州”。南京工部尚书潍县人刘应节和侍郎徐  主张开胶莱工程。其时大政治家张居正主政,朝廷派徐  来山东相视,徐却遇难而退,改变了主张。朝廷再派刘应节前来,刘自幼熟知胶莱事,力主可行,并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方案。但以山东巡抚李世达为首的地方官员和以工部尚书郭朝宾为首的中央官员大都因工程浩大、所需繁巨,怕负责任,提出种种理由,百般阻挠反对,最后,连张居正也不得不收起雄心壮图,知难而罢。(20)
自万历十年,明神宗亲政以后,明朝更加腐败。只是由于潘季驯治河成功和以后期开凿了三  河,才勉强维持了京杭运道可通,所以即使有人提及“胶莱”事,朝廷再也无暇认真对待。到崇祯十四年,明朝统治岌岌可危,江淮运道不通,山东巡抚曾樱获准重开胶莱海运,时任平度知州的杜志攀奉命亲自勘察河道,写了《胶莱河舆论》,绘制了《胶莱海运全图》(21)。可是,不久明朝就灭亡了。杜志攀的文和图,被收在康熙《平度州志》里,得以留存,成了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综观明代有关胶莱海运的反复争论与试验,可以看出,如果朝廷下决心,给予全力支持,能让王献、何廷钰那样敢于负责、肯于实心用事的人做下去,开通胶莱运道,并非不能实现。
如果胶莱漕运真的开通了,和京杭大运河漕运相比,无疑会有省时、省事、省费等明显的优点。但是它却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京杭大运河在沟通南北经济、文化上所起的重大作用。而一旦改由胶莱运漕粮,便会侵夺那些发“京杭运河财”的官僚豪绅的既得利益;也将使许多久已靠京杭运河为生的“漕军”和沿河民众的生活发生重大变化,同时重开“胶莱工程”也难免要给山东省尤其是莱州府带来暂时的却又是严重的烦扰。于是便注定了重开胶莱海运必然遭到来自许多方面的反对,形成一种很难抗拒的舆论和巨大的压力。正如继王献为海防道的于仕廉所说:“东路若通,西路生意必减,故青(州府)、济(南府)大贾,不爱重贿,啖勘海使者,图寝其事。”(22)又如万历时著名史学家沈德符所记:刘应节力排众议,坚决要开“胶莱”,可“兴工未几,齐鲁缙绅大哗,且詈刘荼毒桑梓,将甘心焉。”(23)(按,即不但大骂刘应节祸害家乡,还声言要杀死他)。致使“刘惴甚,谢役。江陵(指张居正)亦无如之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经费问题。明自中叶以来,政治腐败日甚。嘉靖年间,北有俺答之患,南有倭寇之扰,加上皇帝昏愦而又刚愎,弄得国帑亏空,民穷财乏。而万历亲政以后,全反张居正之所为,明朝江河日下,就更无力施行这一巨大的水利工程了。
“胶莱海运”和平度关系最为密切,明代的长期争论,自然会吸引平度文士们的关心。嘉靖进士崔廷槐、万历进士杨耿光都写过专著,崔旦的《海运编》尤为重要。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对于包括“胶莱”在内的所有“海运”都取否定态度,所以只在“全书存目”里收录了明朝人论述“海运”的四部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对王献的《胶莱新河议》,只作介绍,未加可否;对明漕运总督王宗沐、山东巡抚梁梦龙的主张,都讥之为“书生纸上之经济”;唯于崔旦《海运编》,则评为“旦居海滨,习知利害,所条上工役之法,闸坝之制甚具”。(24)不能不承认崔旦的主张是可行的。到清朝后期,《海运编》被辑入“借月山房丛书”刊印行世,成为中国漕运史、水利史上重要的文献资料。
三、清代胶莱海运的终结
公元1644年,明清易代,满清王朝仍都北京,京杭大运河仍是南北交通运输大动脉。经过明末清初几十年的社会变乱,黄河决口和漕运阻滞问题,都积累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康熙帝亲政后,即把“河务”和“漕运”列为他治国的头等大事。在治河名臣靳辅和杰出的水利专家陈潢主持下,经过二十多年的辛勤治理,总算维持了漕运的基本可通。(25)可是黄河夺淮已经500多年,泥沙层积,河床抬高,“河决毁运”已经到了当时的科技水平难以解决的地步。到康熙末年,江苏淮安以北运道不断阻滞,漕运存在严重隐患。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人们便又想起了胶莱海运。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大学士朱轼正式提出了重开“胶莱”的建议。
雍正帝委派内阁学士何国宗前来胶东相视可否。何国宗和山东巡抚陈世倌一道,深入实地考察,听取了平度州同温文桂等熟悉“胶莱海运”历史并了解当地民情的地方官员的意见,向朝廷做了全面汇报。他们认为,历来主张开胶莱运道的主要打算是:一方面深挖“分水岭”,以沟通南北海水;一方面沿河建闸,广引水源以蓄水。但是经过实地勘察,分水岭比海口高2丈2尺,即使勉力深挖,使之与麻湾口相平,要想使南北海水贯通,仍不可能,因为最大的海潮,南口不过陈村,北口不逾新河(今新河镇),中间尚有200里河道,水浅难行。何况要挖分水岭,实属不易。至于建闸蓄水,则右岸来自平度境内的落药河、白沙、现河等都是季节性河流,长年大部分时间枯水,可蓄的水量很小;而左岸高密北境,明朝时的百脉湖至此已近干涸,无水可引。更兼海口的流动淤沙不易解决。所以他们建议,今后不再考虑开胶莱运道了。(26)雍正帝鉴于当时的各种因素,全面权衡之后,于雍正四年做了“勿庸再议”的最后结论。
此后,黄河和大运河的情况越来越糟,成为清廷不堪负担的压力,不得不绕道成山,海运部分漕米以补河漕的不足。而此时的远洋航行和海路运输技术也已远胜往昔,海运船队出远海,绕成山,径直在黄海、渤海中行驶,也越来越不再被视为畏途。于是,先前想开胶莱运道以避大洋风险的主要功用也就失却了。到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自兰封改道,东北下,夺大清河,由山东利津入海本来就已疾入膏盲的京杭运道更在战乱中遭到彻底毁坏,最终结束了它自元初以来600年间所担负的遭运使命。当然,有关胶莱运道的争议,也就成了一个历史的话题。
自明代王献治胶莱,疏河身、固堤岸以后的百馀年间,胶莱北河入海畅通,赢得了“铜帮铁底老胶河”的美誉。但长久失修后河身淤浅,堤坝出 险,到清乾隆年间,便屡有水患发生了。到清朝后期,每当夏秋大雨,自大泽山西南而下的大小河流暴涨,全都涌入胶莱河,经常水溢堤决,祸及沿岸,平度西南乡一带直到来春,积水不消,“春天白茫茫,夏季水汪汪,秋天一片茅草荒”化为大面积的盐碱涝洼地,粮食产量极低,于是“平度州,十年九不收”的悲惨谚谣也就形成了。
到民国时期,胶莱河几乎年年“大水漫堤,漂没民居庐舍”,成了一条严重为害百姓的害河。由争水、阻水而引发村与村之间的纠纷,以及酿成的械斗死伤悲剧,也就层出不穷。(27)
四、余论
直到二十世纪的后半期,胶莱河才翻开了它的历史的新篇章。
1947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胶莱河右岸的三户山进行了名闻中外的胶河战役。1948年春,战争的硝烟尚未消尽,人民政府便急人民之急,组织沿河民工,以工代赈,首先疏浚了自“分水岭”以下的50里为害严重的河道,减轻了当年的水患。1949年,又对历来严重“滞洪”的杨家圈牛轭形大弯道,做了裁弯取直的大手术,切除了胶莱河道上的一大病害。
此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自1953年到1965年,连续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疏浚河道、加固堤坝。1973年——1976年,昌潍地区组织平度、昌邑、高密三县民工,合力疏凿加深加宽了下游河道,并在新河镇以西建立一座高大壮观的蓄水防(海)潮大闸,加上此时平度境内新开泽河完成,源于大泽山的所有胶莱河支流都得到了彻底治理(28)。于是,自清初以来为害200多年的胶莱北河终被治理成为一条兼具泻洪、灌溉和养殖多方之益的利河。
至于胶莱运河是否可通,从技术上讲,历史进入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且不说苏伊士、马拿马运河,即使和德国的基尔运河、苏联的伏尔加——顿河运河相比,像凿通胶莱分水岭,防止南北海口淤沙这类古代的工程技术难题,早已不成问题。可是要开“胶莱”,毕竟受到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修潍石国防公路,最初的胶河大桥即曾以木桥暂代,据说就和准备开凿运河有关。如果真的开通了现代化的胶莱运河,则平度的交通、经济以至文化,无疑都将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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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这也是我们胶东的“母亲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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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水先生的《关于开凿胶莱运河的历史争论 〉

若水先生时常在晚报烟台街或文学角发表自己对胶东文史的研究。现把他前几天发表的这篇对胶莱河的研究文章年粘贴收藏。

关于开凿胶莱运河的历史争论
若 水
水母网  日期: 2007-11-12  来源: 烟台晚报   
  近几年来,关于利用胶莱河自然水道,在胶东半岛的西端开挖一条人工运河,以沟通山东半岛两侧的莱州湾与胶州湾,进而直接连通渤海和黄海,以进一步促进航运发展、改善渤海湾水质、促进沿海经济发展等的建议被相关人士再次提出,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在探讨这一建议的可行性之前,回顾一下历史上对这一事件的争论,对于今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应该很有裨益作用。这一动议,其实早在元明两代,在当时的朝野就有争论,并曾一度付诸实施,但结果证明,在当时条件下,这一建议是无法实施操作的。
  在元代,南方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作为政治中心的北方,特别是京津地区,各类生活和生产物资大量依赖南方,特别是漕粮运输,成为元代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元朝政府主要采取了两个办法,一个就是大规模扩修运河,另一个就是大力发展海运。就运河来说,隋朝创修的连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到了元代,已经破败不堪使用,为了恢复其功能,元朝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整修和取直,但由于先天的不足,主要是北方河段水量不够,黄河、淮河经常泛滥、改道,泥沙淤积等原因,一直发挥不了很好的作用。于是,在扩修大运河的同时,元代大力发展海运,同时由于这一时期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不断提高,在此之后,形成了以海道为主,大运河为辅的南北运输线。在这一过程中,根据出版于2003年《中国海运史》的记载,见于史籍的是:元朝在至元十七年(1280)曾动议开通胶莱河,但仅在六年之后的至元二十六年(1289),就取消了利用胶莱河的运输计划。

  胶莱运河的开通,在当时其目的主要在于服务南北航运,可以大大减少船只绕道胶东半岛的航程。但在此后,我们从史籍中所看到的元代所形成的海上航线中,均不见对胶莱运河的使用。元代南北海运在前后时期上,主要三条航线是:

  一、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经江苏启东、盐城、连云港,进入山东诸州、胶县、胶南、崂山、成山,到达天津界河口。

  二、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经江苏启东,至山东半岛成山、刘公岛、芝罘岛,到达天津界河口。

  三.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直达山东半岛成山、再到达天津界河口。

  前后所形成的这三条航线的主要差别,其实就是逐步远离沿岸航行,这主要得益于元代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的进步,从而可以使远洋航行的安全性得到大大提高。但尽管如此,如果之前胶莱河的开通非常有效果,无疑直接从黄海经胶莱河进入渤海,则可以大大节约航程,但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航线中,从来没有使用过胶莱河,可见胶莱河在当时是无法使用的。

  为什么元代在动议开通胶莱河后,在南北航运中不见使用呢?元代文献中没有给出详细原因。但在明代文献中也许可以看出点原委。《明史》卷68《河渠志五·胶莱河条》有记载:“胶莱河,在山东平度州东南,胶州东北。源出高密县,分南北流。南流自胶州麻湾口入海,北流经平度州至掖县海仓口入海。议海运者所必讲也。至元十七年,莱人姚演献议开新河,凿地三百余里,起胶西县东陈村海口,西北达胶河,出海仓口,谓之胶莱新河。寻以劳费难成而罢。”由此可见,元代所谓开通胶莱河也只是次动议,并没有真正付诸实施。

  到了明代,南方经济发达,北方政治中心的社会格局并没有改变,南北漕运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社会问题,明代南北漕运的主要特点是海道和运河兼重。在运河运输上,明代更大规模的重新整修了京杭大运河;而在海道运输上,关于胶莱河的开凿与否再次提到议程。从《明史》的相关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胶莱河的开通与否,曾经过多次争论:

  《明史》卷223《王宗沐列传》记载:“隆庆五年,给事中李贵和请开胶莱河。宗沐以其功难成,不足济运,遗书中朝止之。”

  《明史》卷68《河渠志五·胶莱河条》:“明正统六年,昌邑民王坦上言:‘漕河水浅,军卒穷年不休。往者江南常海运,自太仓抵胶州。州有河故道接掖县,宜浚通之。由掖浮海抵直沽,可避东北海险数千里,较漕河为近。’”部覆寝其议。   

  嘉靖十一年,御史方远宜等复议开新河。以马家墩数里皆石冈,议复寝。十七年,山东巡抚胡缵宗言:“元时新河石座旧迹犹在,惟马壕未通。已募夫凿治,请复浚淤道三十余里。”命从其议。

  至十九年,副使王献言:“劳山之西有薛岛、陈岛,石砑林立,横伏海中,最险。元人避之,故放洋走成山正东,逾登抵莱,然后出直沽。考胶莱地图,薛岛西有山曰小竺,两峰夹峙。中有石冈曰马壕,其麓南北皆接海崖,而北即麻湾,又稍北即新河,又西北即莱州海仓。由麻湾抵海仓才三百三十里,由淮安逾马壕抵直沽,才一千五百里,可免绕海之险。元人尝凿此道,遇石而止。今凿马壕以趋麻湾,浚新河以出海仓,诚便。”献乃于旧所凿地迤西七丈许凿之。其初土石相半,下则皆石,又下石顽如铁。焚以烈火,用水沃之,石烂化为烬。海波流汇,麻湾以通,长十有四里,广六丈有奇,深半之。由是江、淮之舟达于胶莱。逾年,复浚新河,水泉旁溢,其势深阔,设九闸,置浮梁,建官署以守。而中间分水岭难通者三十余里。时总河王以旗议复海运,请先开平度新河。帝谓妄议生扰,而献亦适迁去,于是工未就而罢。

  三十一年,给事中李用敬言:“胶莱新河在海运旧道西,王献凿马家壕,导张鲁、白、现诸河水益之。今淮舟直抵麻湾,即新河南口也,从海仓直抵天津,即新河北口也。南北三百余里,潮水深入。中有九穴湖、大沽河,皆可引济。其当疏浚者百余里耳,宜急开通。”给事中贺泾、御史何廷钰亦以为请。诏廷钰会山东抚、按官行视。既而以估费浩繁,报罢。

  隆庆五年,给事中李贵和复请开浚,诏遣给事中胡槚会山东抚、按官议。槚言:“献所凿渠,流沙善崩,所引白河细流不足灌注。他若现河、小胶河、张鲁河、九穴、都泊皆潢汙不深广。胶河虽有微源,地势东下,不能北引。诸水皆不足资。上源则水泉枯涸,无可仰给。下流则浮沙易溃,不能持久。扰费无益。”巡抚梁梦龙亦言:“献佔执元人废渠为海运故道,不知渠身太长,春夏泉涸无所引注,秋冬暴涨无可蓄泄。南北海沙易塞,舟行滞而不通。”乃复报罢。

  万历三年,南京工部尚书刘应节、侍郎徐栻复议海运,言:“难海运者以放洋之险,覆溺之患。今欲去此二患,惟自胶州以北,杨家圈以南,浚地百里,无高山长坂之隔,杨家圈北悉通海潮矣。综而计之,开创者什五,通浚者什三,量浚者什二。以锥探之,上下皆无石,可开无疑。”乃命栻任其事。应节议主通海。而栻往相度,则胶州旁地高峻,不能通潮。惟引泉源可成河,然其道二百五十余里,凿山引水,筑堤建闸,估费百万。诏切责栻,谓其以难词沮成事。会给事中光懋疏论之,且请令应节往勘。应节至,谓南北海口水俱深阔,舟可乘潮,条悉其便以闻。

  山东巡抚李世达上言:“南海麻湾以北,应节谓沙积难除,徙古路沟十三里以避之。又虑南接鸭绿港,东连龙家屯,沙积甚高,渠口一开,沙随潮入故复有建闸障沙之议。臣以为闸闭则潮安从入?闸启则沙又安从障也?北海仓口以南至新河闸,大率沙淤潮浅。应节挑东岸二里,仅去沙二尺,大潮一来,沙壅如故,故复有筑堤约水障沙之议。臣以为障两岸之沙则可耳,若潮自中流冲激,安能障也?分水岭高峻,一工止二十丈,而费千五百金。下多碙石,掣水甚难。故复有改挑王家丘之议。臣以为吴家口至亭口高峻者共五十里,大概多碙呴石,费当若何?而舍此则又无河可行也。夫潮信有常,大潮稍远,亦止及陈村闸、杨家圈,不能更进。况日止二潮乎?此潮水之难恃也。河道纡曲二百里,张鲁、白、胶三水微细,都泊行潦,业已干涸。设遇亢旱,何泉可引?引泉亦难恃也。元人开浚此河,史臣谓其劳费不赀,终无成功,足为前鉴。”巡按御史商为正亦言:“挑分水岭下,方广十丈,用夫千名。才下数尺为碙石,又下皆沙,又下尽黑沙,又下水泉涌出,甫挑即淤,止深丈二尺。必欲通海行舟,更须挑深一丈。虽二百余万,未足了此。”给事中王道成亦论其失。工部尚书郭朝宾覆请停罢。遂召应节、栻还京,罢其役。嗣是中书程守训,御史高举、颜思忠,尚书杨一魁相继议及之,皆不果行。

  崇祯十四年,山东巡抚曾樱、户部主事邢国玺复申王献、刘应节之说。给内帑十万金,工未举,樱去官。十六年夏,尚书倪元璐请截漕粮由胶莱河转饷,自胶河口用小船抵分水岭,车盘岭脊四十里达于莱河,复用小船出海,可无岛嶕漂损之患。山东副总兵黄荫恩献议略同。皆未及行。”

  此外,《明史》卷79《漕运》条中亦载:“隆庆中,运道艰阻,议者欲开胶莱河,复海运。由淮安清江浦口,历新坝、马家壕至海仓口,径抵直沽,止循海套,不泛大洋。疏上,遣官勘报,以水多沙碛而止。”

  由此可见,元明二代,关于胶莱河开通与否的问题上,经过多次的争论以及具体的实践,均告以失败,其中主要有两个问题一直是当时社会无法解决的:一个就是泥沙极易淤积,前开后淤,虽花费巨万,但劳而无功,所谓“大潮一来,沙壅如故。”其二就是水量不能得到充分保证,运河虽开但无充足水量,依然无法行船。这些现实情况,在前述明代史料记载中,表述的都已经非常清楚。

  胶莱运河的开凿与否,是一项必定会对当地生产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工程,且不说这一工程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所产生的连锁反应,仅就工程本身的可行性论证来讲,也需要更加的科学、缜密、细致。虽然我们现在有可能拥有更科学的理论和更先进的技术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但了解历史,不说可以避免决策失误,重蹈历史覆辙,造成重大损失,至少可以让我们进一步找到矛盾的所在和解决问题的重点,对于我们今天科学决策也不无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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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渔樵哥,这个宏伟的理想如果能实现的话那么将对胶东的未来产生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在没有理解官方的一切评估报告前,我还是同大多数的民间人士一样持怀疑和谨慎态度。

今天白天整理了《山东水利大事记〉中有关胶东的部分,内有不少胶莱河的记载。晚上回家看晚报封面醒目标题:我国拟投资1000亿元开凿大运河,连通黄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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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00000元,不是小数目,可不能让它丢水里不响啊!

[ 本帖最后由 大匠 于 2007-11-23 22:4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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