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知登州军州事”的两大功绩
北宋元丰八年，即公元1085年，苏东坡在经历乌台诗案的磨难和贬谪后复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苏东坡虽然在登州为官只有5日，但在蓬莱前后度过了21天。短短的21天，给蓬莱带来的千年的文化底蕴，所谓“五日登州府，前年苏公祠”。
苏轼为官，具有同时代著名政治家范仲淹为代表的宋代中期优秀士人所追求的理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其人格、情操堪为11世纪士人之典范，始终怀着“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为国分忧，为民解难，尽心尽力履行其职责，殚精竭虑处理军政要务。
苏轼在登州为官的作为与政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心系百姓、为民请命。苏轼知登州府时，经过实地考察了解，在肯定新法“免役法”的基础上，分析了给田募役之利弊，并根据他在密州推行给“田募役法”的经验，对执行“免役法”形成了自己的见解。苏轼认为，“虽大圣大贤之法不免于有弊也”，可去弊而不变其法，只要杜绝了流弊，可使“法相因而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此时的苏轼，由在密州时对“免役法”不敢评议（即“轼所不敢言”），到在登州时言“先帝之法，决不可废”，可以看出：苏轼对一些新法的态度，经过了推行过程实践的检验确实有所转变。
登州濒临渤海、黄海，海岸线长且滩涂广阔，自古盛产海盐。早在春秋时代，管仲根据胶东丰富的海洋资源，实行“海王之国，谨正盐筴”的政策，即收征盐税借以富强。为了多产盐，他在沿海设立了许多煮盐专户（叫做灶户）。宋代推行官榷食盐，本来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抑制豪强。而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却是既未能给政府增加收入，又加重了人民负担。正如苏轼上奏的《乞罢登州榷盐状》所言，官榷食盐“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登州“斗（计）入海三百里，地瘠民贫，商贾不至，所在食盐，只是居民吃用，今来既榷入官，官卖价钱，比之灶户与百姓，三不及一，灶户失业，渐以逃亡，害其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今顿食贵盐，深山穷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贾不来，盐积不散，有入无出，所在官舍皆满，至于露积，若行配货，即与福建、江西之患无异，若不配货，即一二年间，举为粪土，坐弃官本，官吏被责，……其害三也。”当时推行的榷盐（即食盐专卖）政策，弊端丛生，使得民怨鼎沸。为了缓和登州等沿海一带的阶级矛盾，防止登、莱百姓“无以为生，大半去为‘盗贼’”，苏轼离开登州入朝后，立即向朝廷递上《乞罢登州榷盐状》，陈言榷盐之弊害，主张“先罢莱、登之榷盐，依旧令灶户卖与百姓，官收盐税”。不久，登、莱两州百姓获准得到了不食官盐的优惠。历代承袭，直至清代。由于苏轼从国家长治久安着想，为民争得优惠，所以登州、莱州早些年几乎县县都有“苏公碑”，碑上刻的既不是造像也不是颂辞，而是《乞罢登州榷盐状》。即此可见，苏轼对黎民百姓之疾苦，忧心如焚，牵挂有加。他主张“以民为本，急民所急，想民所想，为民谋利”。这对为官者，是具有镜鉴、示范作用的。
其二，重视习武、加强备战。苏轼知登州时，同样十分重视战备防务，以防来犯之敌突袭，时刻保卫国家安全。宋代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三面濒海，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虏中山川，隐约可见，顺风一帆，便至城下。宋王朝自建国以来，在登州“一向屯驻重兵，教习水战，早暮传烽，以通警急。每年四月选兵戍驰基岛，至八月方还，以备不虞。庆历初年，这里曾创制澄海、平海水军指挥，教习水军，以备北虏，为京东一路捍屏，虏知有防备，故未尝有警”。后来，本路安抚经常任意调派登州水军到外地屯驻，使其“无处学习水战，武艺惰废，有误缓急”。苏轼作为登州的军政长官，充分分析当地的战略地位，并根据当时的邻国情势和宋王朝安全的需要，提出应对措施，奏请“朝廷详酌，明降指挥，今后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挥兵士，并不得差往别州屯驻”。苏轼离登州返京即以《登州召还议水军状》，建议整顿登州水军，加强海防，以解除国家边患。从后来这儿不断出现的倭寇侵犯之事实，证明苏轼确有远见。
苏轼离登州不久，当地百姓也在蓬莱阁边为他建祠。至今，苏公祠仍屹立于蓬莱城北丹崖山巅，千百年来一直供人们瞻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