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因有盐、铁、渔之利逐步富强的齐国，其都城临淄作为五大都会之一，已成为全国性的商品城市。齐人主父偃说：“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敦富，钜于长安。”其时汉都长安的商业饮食业异常发达，酒楼、饭店比比皆是。《盐铁论·散不足》记载：“今民间酒食，殽旅重迭，燔炙满案”，以至出现“熟食遍列，殽旅成市”的景象。临淄“市租千金”且“钜于长安”，食宿行业的繁荣程度肯定不亚于长安。据《魏志》记载，汉末赵岐避难逃之河间后，“又转诣北海”（今山东寿光县），“常于市中贩胡饼”。食宿行业的发达,不仅保证了商旅和民众的生活需要，而且促进了烹饪术的提高和行业内技术工种的分专化细。这一点从已出土的文物中可以清楚看出。《汉画像石·庖厨图》是1976年山东诸城出土的东汉大型墓葬中最著名的一块画像石，图中原料悬挂齐整，有鸡、鸭、鱼、猪头、猪肉、羊等，还有原料初步加工，如猪、牛、羊的宰杀和汲井水、洗涤、切配、烤、煮等等，图中四十三人忙忙碌碌却分工明确，动作熟练，配合默契，是大型厨事的真实写照。山东还出土了汉代“厨夫俑”，一红案厨师右手持刀，左手按住鱼，形态自若，跪坐于短足案前，还有一白案厨师揉面的形象。据此可以判断，当时山东地区的烹饪技术已趣成熟，饮食市场分工已经出现。
这一时期，山东地区不仅大的商业都会城市的食宿业异常繁荣，一些中小城镇还建有供宫廷人员食、宿、浴、玩为一体的休闲场所。秦汉时的胶东郡，在今莱州的区域设置了夜邑。《汉书·百官公卿表》释：“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县曰邑。”《后汉书》释：“公主所食汤沐曰邑。”“沐”在秦汉时多指休假，“休息以洗沐也” ，显然夜邑是向皇太后，或皇后，或公主提供奉禄和食宿休闲场所的县一级城镇。据此载记，秦汉时山东已有了现今度假村性质的服务设施。
南北朝以前，山东地区食宿业的发展突出了以发达中心城镇为点，以繁忙驿道沿途为线的特点，而隋唐以降则体现了沿海贸易城市突起的另一行业特征。胶东半岛在战国时期开辟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及至隋唐，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与朝鲜、日本的交往日趋频繁，而新罗客、遣唐使登陆的港口主要集中在山东北部沿海的登州、莱州。据史料记载，隋唐时登州港“帆樯林立，笙歌达旦”，极为繁盛。登州城南则专门设有“新罗馆、渤海馆”①，用于接待、安置新罗侨民、商人和旅行者，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涉外宾馆了。至唐后期，山东半岛从北面的莱州、登州直到南面的诸城、高密，甚至延伸至西面的青州，到处都有新罗馆。北宋时期，在密州（今诸城）设立市舶司后，曾出现“人烟市井，交易繁火”的兴盛阶段，大量高丽人到密州等地侨居、经商，宋廷为此特地建立了专供高丽人居住的高丽馆。《诸城县志》记载：“盖县境海口，在宋时为高丽往来要地，故曾筑高丽馆于城外。”这座高丽馆建筑壮观华丽，连苏轼都感慨万千：“檐楹飞舞垣墙外，桑拓萧条斤斧余。尽赐昆邪作奴婢，不知尝得此人无。”宋王朝耗费巨资建设高丽馆，从侧面反映出宋朝对异国客商的优待和重视，同时也促进了山东沿海贸易城市的兴起和商业食宿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