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半岛先辈闯关东 成丹东先人的三千里路云和月
“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说。历史是一粒健忘的糖丸。2006年的阳光，似乎与上世纪的温煦没有什么不同，仍旧在这个季节不动声色地照耀着柳的新绿、鸟的初鸣。我们仍旧在行走，终日忙忙碌碌，但是，我们为什么而出发？很多时候，人人都会置身于这样的茫然中。人生长河里，我们的父母，我们，我们的儿女，都只是匆匆的过客。当我们一旦发现生命的终极永远无法看清时，终是要转过身来，回望云烟深处的来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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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前，东北地区人烟稀少，大部分土地处于荒野未开、崇山未辟的状态。据《丹东市情》记载，当时的丹东市，“地处边陲，人烟稀少。唐时境内仅有1582户居民……到了元代，全境居民为3780户，13231人。明初，由于连年战争，造成田地荒芜，为加强边境地区的统治，自明成化三年(1467年)开始，曾先后两次在宽甸、凤城进行‘拓边’。此后土地逐年得到开垦，人口亦趋向增加……”
1644年，清军入关在北京建立了清王朝，关外的满族人大多随军入关。即便在原来人口较多的辽东，此时也是沃野千里，有土无人。为此，顺治十年(1653年)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例》，鼓励关内民众到东北，垦荒种地。但不久，清廷以东北为“龙兴之地”，担心关内汉人的大量迁入会损害旗人利益，破坏满族的习俗和秩序，于康熙七年(1668年)废止了招垦令，推行封禁政策。尽管禁令日渐严厉，但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荒，越来越多的山东和直隶省农民或泛海偷渡到辽东，或推着小车、挑着担子私越长城走辽西，涌向仍在沉睡的东北沃野。
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这段文字生动地记叙了闯关东的艰辛旅途。当年，许多闯关东的山东人“挑起箩筐，一头放孩子，一头放锅”地前往东北垦荒。在地处一隅的丹东，“……乾隆末年和嘉庆年间，山东河北等地的大批流民前来谋生，人口再次趋向增加。同治十三年(1874年)，宣布‘东边地带全部开禁’以后，山东、河北等地流民，又大批涌入丹东市，从事垦荒者居多，其次是采伐和经商。”（《丹东市情》）而《宽甸县乡土志·人类》则这样记载了当时的移民状态：“本境汉族居多。开荒时迁自山东者十之九，直隶者十之一……”
近代以后，向东北移民的规模愈来愈大。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华北等地的政治经济状况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破产农民和灾民、难民不得不到东北去逃荒、避难。这时是关内向东北移民的最高峰。据统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丹东全市人口69万人，但仅仅过了24年，到1931年，丹东市人口就陡增至125万人。和东北其他地区一样，这其中一部分是人口自然增长，绝大多数是人口的机械增长，即大批移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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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树凯，小时候就从长辈的口中听说了许多关于闯关东的故事。他的家乡胶东半岛，是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形成的东北移民大潮的重要策源地之一。他的父亲在13岁那年，便追随几位青年同乡，乘船由烟台出发，经过一天一夜的海上漂泊，到达丹东。在爷爷的一位表兄的举荐下，他的父亲以曾读过5年私塾的“学历”，而进入一家商行当学徒。
到东北的移民大约分两种，其特点从季节性迁移逐渐变为永久性移民。季节性移民如同候鸟，初春从家乡出发，深冬即回乡过年或探亲，过了正月十五再去。经过只身或乡亲结伙数次候鸟式往复后，有的在东北的境遇改善了，有的在家乡实在无法维持生计，即携妻带子，到东北安家落户，变为长居的永久性移民。
歌剧《江姐》主题歌《红梅赞》的创作者之一羊鸣，1934年7月31日出生于山东长岛县。7岁时，因家境贫寒背井离乡，随父亲迁至辽宁宽甸。1947年春，宽甸解放时，小羊鸣将略有些女孩子气的原名杨培兰改为杨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入到了安东军区文工团。而他家族的一支，则在宽甸扎下根来。
闯关东，是山东祖先无奈的选择，也是他们敢打敢拼的真实写照。闯关东的历史，是非常悲怆的，也是非常强悍的，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和自强。在胶东地区和山东的其他地区，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那时，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
在1929年，杨子荣这位后来于东北剿匪战斗中屡建奇功的特级侦察英雄还叫杨宗贵。当时，胶东地区军阀混战，民不聊生，12岁的他在母亲的安排下，闯关东来丹东投靠父亲。他的姐姐在缫丝厂做工，父亲做泥瓦匠。不久，他的父亲积劳成疾病故他乡，母亲和两个妹妹返回老家，他只身留在丹东谋生，先后在鸭绿江上放木排、当船工，在码头搬木头、扛大包……
闯关东的山东人进入东北后从事的职业以农垦为主，兼有其他各业。清初，移民数量不多，大多从事采参、淘金、砍伐森林、猎取兽皮等职业，出现很多“走山者”，他们不顾朝廷禁令，常常成群结队驮负粮布深入深山，有些采参、淘金人入山即远，一去不返。此后，移民渐以耕作为主要职业，开始，他们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开垦权，于是“始而为佣，继而为佃”，“租得旗人土地，从事耕作”。也有私自开垦土地的，“山东人入境者即集合同族，建造所谓家屋之窝棚，以为根据地，开始在附近土地烧荒，第一年种荞麦，第二年起顺序栽种高粱、稻粟。”山东移民的到来带动了东北农业的发展。此后，山东人在东北的商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都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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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甸振江的“柱参”，因产于石柱子村而得名，被称为“国之瑰宝”、“中国一绝”。早在1966年，毛泽东主席就曾用两棵柱参作为国家级礼品，赠送给西哈努克亲王。而它的出现，就是山东早期移民的“杰作”——300多年前，有几位山东人来到此地挖参。当时的石柱子村为原始森林。由于他们长途跋涉，干粮吃完，每天到河里捕食虫剌蛄为生，但幸运的是，他们采到了很多野山参。采后，他们将成品野山参带走，幼参和参籽就地作床栽培，并栽榆树立石柱为记，作为后人寻找此地的标志。石柱子村便由此而得名，柱参也由此而诞生。
关东原住民以满族为主体，满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形成同构共存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山东人的到来，带来了汉族文化，这与当地关东文化产生了冲突与交融。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地的文化得到了融合。
“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华北向东北移民的略称，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算得上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当年，先人们挑着担子，怀着一颗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心，背井离乡，这一走，就是几个世纪；这一走，有的再也无法回到故乡，再也见不到故乡的亲人了。他们把故乡埋在心里，刻在记忆里，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他们把故乡的故事告诉给后人，让后代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家住东港市的丛先生听老人说，他的祖辈当年闯关东，从烟台坐船漂洋过海，在庄河市青堆子附近登陆。当时丛氏兄弟共3人，上岸后，一支留在原地，一支动迁至现东港市龙王庙，一支北迁至宽甸。然后，就扩散到各地了。而今，在丹东地区，丛姓人士至少上千计。像这样的家族，在丹东地区比比皆是。
勤劳的山东人到哪在哪生根。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山东人，就没有今天的北大仓；没有山东人，就没有今天的丹东。在我们这座城市中，大约70％的居民是山东移民的后裔和历代“闯关东”的“海南丢”们的子孙，祖先把“海南家”的方言土语和文化带了过来，在这里落地生根，成为丹东移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是有记忆的，除非人为地硬要把它抹去。在这个240多万人口的地区，每天都会有人在想：我的老家究竟在哪里？现在它怎么样了?我那失散的家族宗亲呢？回望先人闯关东的三千里路云和月，我们还能找到回老家的路吗？
